农民市民化制度创新与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docVIP

农民市民化：制度创新与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 － {url}2005-5-18 15:36:05 997} 　　　　目前，随着我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一些地区已经部分地出现了片面追求空间景观城市化的倾向，相对忽视了地域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城市化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对此，有学者提出“假性城市化”的概念，强调应积极发挥制度创新的积极效应，以克服这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误区①。但有的甚至进而认为地域空间的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是分离的，或者说两者并不相关。 　　诚然，农民市民化与空间景观的城市化可能具有时序先后的差别，一味追求空间景观的建设未必就能直接加快农民市民化的转型。但倘若将两者某些相脱离的表象错当相分离的实质，误以为地域空间的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不相关，恐怕颇为不妥。且不说上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已经充分认识到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空间景观的密切关系，现今中国城市中所存在的为数众多的“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地域空间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独特景观。再有，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大中城市在原有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中心城区向郊外扩展的郊区化趋势。城市郊区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双重作用，共同构成了当前城乡一体化的丰富内容，而地域空间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相关性正体现为一系列崭新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农民市民化作为城市化整体进程中最为深刻的层面，相关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而这一制度安排并不局限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内容。从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约束到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农民市民化始终作为一个重要主题贯穿其中，并在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中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将空间维度的分析引入相关制度创新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更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注入更为丰富的社会发展内容，从而提升我国城市化的品质。 　　一、社会空间格局从分散布局到空间体系的构筑 　　在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背景下，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状态使大中城市郊外的农村与城市，缺乏城乡一体化的有机的空间联系，致使集镇与集镇之间未能形成与城市相衔接的资源合理配置的空间体系，乡村社会的空间格局反而呈现出相当分散的空间布局状态；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建制乡、建制镇更使这种分散状态获得了行政区划的体制支撑。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当时以乡镇企业为核心力量的农村非农经济的快步发展，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与地域背景下展开的。的确，乡镇企业在当时的积极贡献尽人皆知，1978至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33.2％，年均就业总量为670多万人，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但乡镇企业自身的血缘性和地缘性特征，以及乡、镇政府的深度介入，致使我国不自觉地走上了分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农村发展道路②。进入1990年代以后，这种分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和“村村像镇，镇镇像村”可谓是这种分散工业化和城市化空间形态的形象表述。而与此相关的正是农民市民化进程不同程度地受阻：一是农民向非农产业进一步转移发生了困难，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集聚效应，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吸纳就业能力下降的趋势，1992年增长幅度明显下降，平均每年仅260万人左右，此时，农民不仅兼业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原来已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人口甚至出现回潮的趋势。二是分散城市化又导致了作为城镇重要作用的规模效应未能形成，1997年的统计表明，从已形成的小城镇来看，平均建成面积0.39平方公里，非农人口城关镇2.6万人，建制镇2700人。加之资源配置的城乡落差，城镇的生活环境未能形成重大的根本性改变，农民生活方式的市民化转变尚难以形成③。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不少大中城市在原有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中心城区向郊外扩展的郊区化趋势，并逐步有计划、有步骤地构筑城镇体系，从而大力推进城市空间形态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首先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的形成，其次是各城市之间横向和纵向联系的加强，再次是各城市群体在中心城市辐射的地域范围内与中心镇、小城镇乃至广大农村构成一个经济综合体，从而逐步形成一个有层次、有职能分工的地域体系，而城镇在整个地域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支撑和补充功能。与此同时，围绕城镇建设进行乡镇区划调整，适度扩大中心镇的政区规模，并适时推进土地、户籍、就业、规划、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创新，确保城镇体系有序、快速地形成。实际上，城镇体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城镇发展的高级地域组合形式；也正是依托这一城镇体系的构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空间体系将逐步得以形成。 　　就农民市民化进程而言，城镇体系的构筑这一城市空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