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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一） 叶企孙：从1925年到 1952年，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担任负责人、理学院院长 1948年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院系 调整时调往北京大学。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叶企孙参加过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99年9月18日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而这23位科学家中有 9人是他的学生，有2人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还有2人的事业也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个人成就：叶企孙在物理学上重要研究成果有两个．一是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得出当时用X射线测定h值的最高的精确度；二是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这是本世纪20年代在物质铁磁性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受到了世界各地科学界的重视． 角度一：高尚的人格，无私的人品 叶企孙请吴有训到物理系任教时，把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系主任的还高，以示尊重。后来他发现吴有训的工作能力很强，就推荐吴当物理系主任。后来，叶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之职，荐吴有训接任。 角度二：尊师爱生 ６０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 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一定让这学生喝下去，他说：“ 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角度三：拥有创造能力的人，经过艰苦的训练，才能更好的施展才华 叶企孙买来先进的仪器却不让学生用，而让学生们自己动手，想方设法改进落后的设备。钱伟长，被誉为中国的力学之父，当年在叶企孙的指导下，做大气电强度的野外试验，而所有的实验设备都是没有的，都是由学生自己设计的。 角度四：爱国 叶企孙牺牲了自己在国外科研的机会，回国致力于教育，将物理学引入中国，走科学救国之路。在抗日战争中，冒死承担了采购炸药雷管通讯器材等任务。 一位德国教授对他的学生王淦昌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设备很不齐全，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不在东方，你回去会影响你的前程。”然而王淦昌毅然回到了中国，到了浙江大学任教，从事与老师一样的事业。 角度五：因材施教，知人善任 他的学生已足以证明他的成就。 2.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任教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7月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61年2月奉准辞教育部长。1962年2月当选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於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 角度一：为人，为学都应十分严谨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陈寅恪 梅贻琦的名言： 我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平凡的人，不要去追求轰轰轰烈烈。 附：清华中有一座日晷，基座上刻着这样的文字：行胜于言。 3.傅雷：傅雷（1908.4.7—1966.9.3），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市南汇县（现南汇区）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 角度一：对个人尊严的坚守，一生都恪守他的君子名节 上海作协对傅雷开了十次批斗会，受上海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石西民的委托好友柯灵为傅雷写好了检查稿，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只等傅雷签下自己的名字。但傅雷拒绝了他。 傅雷的译作再寄到出版社之后却被搁浅，原因正是他头上右派的帽子。出版社希望他能用他的笔名出版，而傅雷拒绝了。结果六年之间，出版社没有出版傅雷的一部译作。 角度二：为人做事十分严谨，执著 有关方面希望听取傅雷关于知识分子的意见，傅雷不是将自己的想法一写了之，而是专门找了许多人一起讨论，写成了两份报告。 在傅雷的一生中，曾经两次翻译长达百万字的巨著（约翰 克利斯朵夫），第一次花了整整三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用两年的时间重译。他甚至认为，早年的四卷初译本是他的污点，晚年他对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