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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转型之路探讨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赋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逐步摆脱了“权力贫困”的尴尬，各项合法权益陆续得到保障。时至今日，本来不成问题的“经营方式选择权”却成了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成为事关农业成败的根本。 　　前车之鉴：效法苏联的集体农庄，人民公社的历史教训惨痛 　　新中国建立之初，社会进步显著，生产力长足发展，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激情不断膨胀，由农业生产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简单化为规模化。1958年开始，效法苏联集体农庄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疾风暴雨般在全国推广，不仅脱离了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状况，而且违背了农民自愿的原则，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给农业和农民造成了严重损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1962年以后，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制度和组织形式在农村固定下来，在以后的20余年里对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是大公社的一个显著特点。没有政社合一作保障，大公社所有制的建立与维系是难以想象的。公社所有权与政府在乡村中的基层政权是完全重合的，因而公社所有制成了同级行政权的重要内容和附属物。在这样的体制下，公社所有制构成了政社合一的重要基础，而政社合一又保障和强化了公社的所有制。公社体制中所有权对行政权的严重依附，使得行政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为理所当然。其之所以能在较长时间内勉强维持，就是仰仗行政力量的强制和保障。政社合一是公社制度得以维持的支柱，有力、健全、发达的行政体系是公社制度的命脉所系。 　　远远超过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一大二公”的公社所有制，其建立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行政权力的鼓动与强制。人为促成的公社制度既违背了经济规律，又束缚了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剥夺了农民的选择权，扼杀了农民的创造精神，难以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必然遭到社会发展规律的惩罚，直接后果是农业生产的大衰退和严重饥荒。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才终于有了经营方式的选择权，十多亿中国人由此才真正斩断了沿袭几千年不得温饱的代际传递。农业有了剩余，乡镇企业勃兴，进而激发了城市国有企业改革，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构架。 　　现实困境：仿效美国的家庭农场，一味贪大的经营方式暗藏危机 　　效法苏联的恶果余悸尚存，仿美的热浪又高潮迭起。今天，一些地方以极大的热情引入美国的“家庭农场”种植模式，采取动员、诱导甚至强迫的办法推行大规模土地流转。但对于地少人多的中国广大农村而言，土地只能适度规模化。 　　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热炒的背后存在着明显的认识误区、行为偏差和利益诱导。一是在思想认识上，将加快土地流转作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路径，把土地规模经营等同于建设现代农业。一些人根据“富裕农民就是减少农民”的大前提，从宏观的、理论的和逻辑的角度推理，得出“必须大搞规模化经营把农民挤出土地来适应城镇化进程”的结论。二是在行为方式上，延袭“大一统”与“军事化”的工作方法，片面追求政绩。有的地方不顾群众的意愿和利益，片面强调受让方的利益，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搞硬性捏合或强制收回农户承包地“垒大户”。三是在利益诱导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以乡养城”和“以地生财”。随着城镇非农建设用地实行市场化出让，土地出让价格大幅上升，但向农民集体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仍处于很低的水平，土地出让的价格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应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需要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可称之为“行政流”。把一户不足十亩的承包地分为七八块，怎样合成一块，实现化零为整的户内初级流转，这是一家一户办不了、也办不好的事情，必须依靠集体组织统一行动。当年靠行政力量细分，今天还应靠行政力量整合，在此基础上完成确权登记颁证。这方面，安徽蒙城、河南民权等地都有很多成功经验。第二个层面，需要市场推动的，可称之为“市场流”。在完成“一块田”行政整合、做好确权登记颁证的背景下，是合作、入股，还是出租，由农民按市场规律自由选择。政府只应做好服务，不可强行干预。第三个层面，需要法律推动的，可称之为“法律流”。如抵押、担保、买卖是现行法律不允许的，必须在国家修改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的前提下，才能依法流转。当前各地政府应充分理解中央提出推进土地流转的初衷，充分尊重农民的选择。首先应做的是抓好“行政流”，做实“一块田”，不应只紧盯着“大规模”的企业规模化，而不屑于“小规模”的家庭规模化。不应过分热情地插手“市场流”和“法律流”，使该做的没做好，不该做的做过了头。“行政流”是“市场流”和“法律流”的基础，只有做好“行政流”，才能顺畅推进“市场流”和“法律流”，不然将埋下许多隐患。同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几个问题：一是不能不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