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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董仲舒非儒家（修改稿） ───兼答吴九成、周桂钿先生 孙 景 坛 摘要：笔者多次指出：董仲舒非儒家，思想性质属韩非术家的思想分支——“义政”学说。理论界虽较重视，但有人如吴九成、周桂钿等先生持反对意见。对此，笔者再次指出：关于董仲舒的思想性质，古来就有争执，历史上并未“早有定论”，某些“史书记载”也不可靠；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义”， 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二者有质的区别；董仲舒的“义”出自韩非的“义政”、“三纲”出自韩非的“三顺”、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出自韩非的不要“思小利而忘法义”；其“君权至上”、“大一统”、“公羊断狱”等均源于韩非；其“三纲”是对《韩非子》的纵向发展，“阴阳”学说是对《韩非子》的横向发展；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武帝尊儒无关，《天人三策》乃班固所伪造；董仲舒的社会实践遵循的是韩非路线，而且在尊儒的武帝时期根本就没吃开。 关键词： 仁 义 三顺 三纲 韩非 田蚡 公孙弘 传统至今，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都认为董仲舒是儒家。对此，笔者多次指出：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上的一个极大误区。事实上，他的思想性质属韩非术家，确切地说，是术家的思想分支——“义政”学说。（1）对笔者的管见，理论界虽较重视，但也有人如吴九成、周桂钿等先生持反对意见。由于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它不仅关系到对董仲舒本人的学术性质的划分，也关系到对宋、明理学性质的认定，还关系到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因此，本文想对此做进一步的辨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董仲舒是儒家“历史上早有定论”吗? 吴九成先生认为：“董仲舒是位儒家，这在历史上早有定论，本可以不谈。”（2） 笔者承认，历史上确有许多学者肯定董仲舒为儒家，但否定者亦非没有。早在汉代，在董仲舒走红的时候，《谶书》即假孔子言，说：“董仲舒乱我书。”（3）尽管此说缺乏论证，至少说明，当时就有人看出了他的思想性质不属儒家。在董仲舒在宋、明之际再度走红时，清颜元明确指出：董仲舒是腐儒!（4）这里的“腐儒”，即假儒、伪儒、冒牌儒。怎么能说董仲舒是儒家“历史上早有定论”呢?吴先生只不过是不敢或不想正视这些否定意见罢了。 二、董仲舒的学术性质能以“多数同意”或“史书记载”为准吗? 周桂钿先生认为：董仲舒的学术性质“不言而喻”；中国古代从司马迁开始，刘向父子、班固、王充、二程、朱熹、黄震、真德秀、王应麟、李东阳，直到近代章太炎等，都认为董仲舒是儒家；刘歆还称其为“群儒首”，班固称其为“儒者宗”；“这么多大儒、名儒都承认董仲舒是儒家，后人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呢”；（5）“两千年后的今人凭自己的想象随便否定史书上的记载，是否可取?”（6） 笔者认为：首先，学术研究不能以“多数同意”为准。学术研究不是民主选举，以得票多少论是非，应当进行学术分析。董仲舒是不是儒家，要以学术分析来证明，“多数同意”只会引导盲从。 其次，学术研究也不能以“史书记载”为准。“史书记载”主要是史料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史书虽有记载，但只反映某一时期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水平，这种认识正确与否，“史书记载”本身无法回答。对学术问题应允许讨论、欢迎讨论，俗话说，灯不拨不亮，理不辨不明，只有通过讨论，才能加深认识，辨明是非。既使历史问题，有些记载与原始史料或事实有矛盾的，也必须要重新讨论。因此，不能把董仲舒的思想性质问题，转化成历史问题，搞思想史研究上的“本本主义”。 再次，刘歆、班固的所谓董仲舒是汉代的“群儒首”或“儒者宗”等说法，都根据不足。只要翻翻《史记》、《汉书》、《后汉书》即可知，汉代儒学的学习、教授和策问均与宋明理学不同：在儒经上，国家只规定了科目，没规定注本；在教上，经师们“各以家法教授”；在策问上，是经师怎样教，考生就怎样答。而且，在东汉后期郑玄遍注群经之前，汉代经师基本不通经，根本就没有什么“群儒首”或“儒者宗 ”。另外，董仲舒是《公羊》博士，汉初传《公羊》不只他一家，还有胡毋生、公孙弘等，他们都是独立的《公羊学》家，不存在谁宗谁的问题。董仲舒在《公羊》上的造诣虽高于胡毋生和公孙弘，但胡毋生的社会影响却远远超过董仲舒，如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胡毋生，“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东汉最大的《公羊》大师何休，他在作《公羊解诂》时，明确宗胡毋生。董仲舒在汉代连《公羊》“首”或“宗”都算不上，何来“群儒首”、“儒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