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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宪法与法律体系的“元”——读刘瑜《民主的细节》有感【内容摘要】本文着眼于宪法与法律体系的基本问题，从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展开讨论，认为不但法学研究方法和法的运行存在一个“元”的问题，宪法和法律体系本身亦然。即宪法应承载民主、自由、法治的价值内容，并能够保障在法的运行过程中使制衡（平衡）机制发挥作用，实现宪政状态下的“政治正确”。【关键词】宪法 法律体系 元 政治正确胡适先生曾撰文告诫，“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是大多数人已耳熟多年的一句话。其实，胡先生在该文中还郑重指出“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说实话，在法学研究中，笔者也长期在“问题”和“主义”上自寻烦恼，仍不揣冒昧，再谈宪法与法律体系的“元”问题，套用胡先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二分法，我倒认为这个话题把二者都照顾到了。一、不得不提的一种方法论笔者在而立之年才正式步入法学的门槛，一步步走进去，时不时会有一种如奥巴马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广场上的心情。回过头看，我是带着一大堆的问题甚至是背着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进来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则、办法，法条儿、文件儿、领导的话儿（带点儿“制定”的痕迹），还有那一来到人间和一参加工作就开始懵懵懂懂沿习的那点儿习惯（带点儿“权”的味儿）——当然，尚不知合乎“体系”与否。概括地说，那份比较沉重的苦恼是“不得要领”，确切地说是不知道“要领”。这里有必要对“要领”解释一下，它可以说是一种方法，是从事法学研究的工具，那是一开始显得最捉襟见肘的事情。它也可以说是写文章的“主导思想”。剑桥大学的刘瑜女士曾对美国的民主做过二十多万字的写生，少了很多托克维尔的启蒙成份，多了不少研究问题的“主导思想”，她说：这种“主导思想”与其说是某种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对一种缺乏精确性议政方式的反感。……，批判一个概念很容易，你只要把它定义得邪恶一点就行，…但是指出这个概念和现实的具体关系却没有那么容易。……，知识分子的乐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发掘和勘探，所以很多人宁愿去寻找墙缝里的秘密宝藏，而不愿去指出‘屋子里的大象’。”在笔者看来，对一国法律体系的研究几乎没有哪个学者会跳出上述所谓的“主导思想”，你说它是“主义”也行，我说他是“元”也罢，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方法。也就是说与其从卢梭从罗尔斯从柏拉图那里去寻找，不如从身边找到些细节后再到他们那里去解解，解得多了自然也就成体系了，把这个体系再抽象抽象，这时候再称之谓主义呀、元呀、特色呀什么的，都不晚！胡适先生说，“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同样，毛泽东在1940年2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中指出：“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以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你看，有几个是从某某主义演绎来的？到了中国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更是英明地抛弃这个问题，姓资姓社不重要！人民吃饭生活最重要！——“不争论！”到了现在又有了“不折腾”的说法。作为研究问题的学人，我想我们是不是也要务实一些，先不扯虎皮拉大旗地谈这主义那主义，而是把现实中的问题筛选出来一些，看看哪些是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的就在法的框架内解决，那么多的学理学说肯定会派上用场，用这主义那主义解读解读，解读通了，大家可以接受了，就行了。请放心，这么多问题我想都有解释通的时候，并且，绝对不是一个主义、一个学说就能够解释了所有关于法的问题，也不是解释通了的问题都是靠一个主义或一个学说解释的。到这时候，我想也就没有人再说是某某主义的了。用美国宪法为例，它在1787年制定出来的时候，你说他是联邦主义的宪法还是非联邦主义的宪法？要知道美国可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同样，从比较的角度，英国法、美国法、伊斯兰法、印度法、日本法、马达加斯加与非洲各国法，他们的法律体系又是什么主义的法律体系呢？请注意，此处讨论的纯属于方法论上的话题，至于宪法与法律体系是否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念，那是本文要集中讨论的宪法与法律体系的“元”。二、宪法与法律体系的一些难言之隐法律体系，也称为法体系，有的更具体地称之为部门法体系。关于部门法体系的说法，笔者实难说赞成与否，因为怎么划分部门就有很多种意见，就中国现行的做法来说，我还觉得宪法与法律体系存在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难言之隐。（一）名与性之争。《论语》中有“名不正言不顺”之说，法律体系是一国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它与法系不同。法系固然是法律的系统，但是一种超国际性的系统。当谈到法系时，我们想到的是法的历史传统和外部特征，法的传统当然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