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学”.docVIP

古代“经济学” 　　孙中山1912年在上海演讲“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时曾说，“按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盐鱼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学之原理成为有系统之学说骤视之，其理似不高明深邃，熟审之，则社会之万象莫不包罗于其中也。由此可知：（一）世界经济学乃中国人首创。（二）管仲即首创世界经济学之大经济家。（三）经济学乃一极高深繁难、包罗万象之学术”。 　　这一结论是孙中山遍历世界，考察研究，阅读世界经济学专著之后，所发之言论，所作之评断。的确，从管仲的经历来看，又不仅有言论，一部皇皇巨著《管子》传后，而且有实际事功，为齐国宰相，让齐国成为当时的强雄之一。更为令人钦佩的是，管仲虽是三千年前的人，但他主张的许多观点今天看来仍为可贵。 　　我们应该以同样的立场和眼光去发掘其他古代思想家，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经济学”谱系。 　　规则清晰的市场机制和理论 　　除《管子》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学术中还有许多蕴涵丰富经济思想的典籍，《墨子》就是一部重要的经营学著作。其中的许多经济思想和管理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落后。例如，人们通常认为，科层管理办法是从西方引进的，其实不然，在墨学中就有科层管理的思想，那就是“尚同”。“尚同”要求一要有严密的组织建设，二要有严格的制度建设。 　　在中国，当信史时代一开始（商朝），已经有比谷子之类的初期货币更为进步的货币贝币存在了。汉武帝时（公元前1 1 8年）铸造的五铢钱，由于其使用上的成功，成为汉代政治兴盛的象征。我国到宋代宋真宗时（公元998年），信用工具已十分发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交子”，“交子”极类似现代信用工具的可转让定期存单或银行本票。宋代还发行了另一种信用工具叫“交引”，相当于汇票。到清代，一个经营印染业的山西平遥商人雷履泰，在嘉庆初年创立了著名的票号而使山西商人支配了全中国的金融事业。主要业务是汇兑。稍后于票号出现在清代的商业信用机构是“钱庄”，就是今天银行的前身。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在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南部的石仓一处山坳中发现了7000余件清代雍正以来的地契文书“石仓契约”，展示出在过去三百年间，这个交通不便的山区乡村维持着高度市场化的经济生活，建立石仓特有的金融借贷组织定光会与五谷会。村民们用契约约束、规范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契约精神”。大家所共同遵守的秩序不是过去所理解的“礼法”，而是规则清晰的市场机制。 　　17～18世纪，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在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世界经济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以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登上了历史舞台。近代经济学说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使社会经济运作最大限度地摆脱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使经济得以按其发展的自身规律运行。其实，在16～17世纪的中国，也已有了此类思想观念的萌芽。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学说，就提倡功利主义，认为商品交易符合人追逐名利利益的本性。他鲜明地反对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经济运作，主张在自由竞争中“各遂千万人之欲”，但其论说由于片面极端而未免失之粗放。王夫之的“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主张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经济思想更具有了近代思想的特征。他的论述，似更为扎实、绵密。 　　“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 　　王夫之论及经济运作时极力主张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鲜明地提出了“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命题，并对此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说。他说：“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而后生计愈蹙。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藉其终不可给，抑必将改图而求所以生，其依恋先畴而不舍;则固无自毙之理矣。上唯无以夺其治生之力，宽之于公，而天地之大，山泽之富，有余力以营之，而无不可以养人。” 　　这是一段深刻论说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运作只能使民众“生计愈蹙”的文字。因此，王夫之坚决反对由政府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来支配人们的经济行为，主张让人们“自谋其生”，自由地发挥其“治生之力”。 把每一个人“自谋其生”的权力还给个人，正是王夫之经济思想的近代诉求。 　　王夫之还有许多具体的论述。他反复强调，社会经济生活自有其内在的自然规律，应该让这种自然规律充分发挥作用。 　　领先百年的市场学说 　　传统社会经济运作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行政权力来干预市场物价。而王夫之则认为，以行政权力来调节市场物价，只能作为凶荒之年救偏补弊的权宜之计，而不可作为通例。在正常情况下，行政权力干预远不如听任市场之自行调节。他说：“乃当其贵，不能使贱，上禁之弗贵，而积粟者闭籴，则愈腾其贵;当其贱，不能使贵，上禁之勿贱，而怀金者不售，则愈益其贱;故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