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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传播在东西方发展大分流中作用显著 2013-02-27《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20期　?　 　　东方从领先于西方到落后于西方的时间和原因是什么？这是历史学界的一个经典问题。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答案。英国社会科学院2月14—15日主办了题为“从唐朝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东西方印刷书籍的生产与流通”（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Printed Books in the Occident and Orient from the Accession of the Tang Dynasty（c.618） to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学术研讨会。本报记者对会议组织者及参会学者进行了采访，从知识的产生和传播，特别是东西方印刷出版物推动其发展的角度对这一经典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全球史视角研究东西方差异　　会议组织者之一、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法学院讲师徐婷向记者介绍，此次会议属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教授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主持的“东西方视阈：全球物质文明史中有用且可信知识”（Useful and Reliable Knowledge in Global Histories of Material Progress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URKEW）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涉及多学科、多国别研究，为期4年，是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的重点项目。　　奥布莱恩是英国社会科学院与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的双院士、知名的全球史学和经济史学专家。谈及项目初衷时，奥布莱恩告诉记者，此前有很多学者曾对东方何时及为何落后于西方这一经典问题进行研究，其中知名的有英国的“李约瑟之谜”（Joseph Needham’s Puzzle）和美国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等。李约瑟在科技史范畴的研究主要回答了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发生在古代科技成就斐然的中国。彭慕兰的研究则是在经济史范畴内，采用经济计量分析的方法来解决东西方大分流的问题，没有考量科技因素。　　与前人研究有所不同，奥布莱恩从全球史的角度，对中国、日本、印度、中西亚和欧洲进行制度和文化的比较，以及分析“有用且可信知识”在产生、传播过程中的异同，以找到东方落后于西方的时间及原因。此次会议集中于中国和欧洲部分的研究，由徐婷牵头，旨在研究东西方印刷书籍的生产与流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欧洲知识传播渠道更为畅通　　项目的研究工作分别从技术、体制和内容（生产、传播、读者情况）三方面展开。因此，如何界定“有用且可信知识”以及这一知识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程度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奥布莱恩将“有用且可信知识”定义为：一切能直接或间接保持或提高生产力，能获得更多更好的产出的知识。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则取决于人们对“有用且可信知识”的理解，以及社会体制对这类知识产生与传播的保障。　　徐婷解释称，不是所有的印刷书籍都是研究对象，只有承载“有用且可信知识”的印刷书籍才是。徐婷认为，大约在明清时期，欧洲关于“有用且可信知识”的书籍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国，另外这种知识的传播也已由秘密渠道转为公共渠道（如公共图书馆的产生等）。因此欧洲“有用且可信知识”的传播也远比中国广泛而畅通。徐婷认为，承载“有用且可信知识”的印刷书籍的形成、流通与组织系统差异是造成东方落后于西方的因素之一。　　信息质量由环境决定　　知识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大分流的出现则是由于这一增长仅在世界部分地区得以实现。印刷业作为生产知识文本的一种途径，其与大分流的关系不言而喻。有些学者认为，印刷业在东西方有很大差异。西方自采用活版技术以来就开始了一场“印刷革命”，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这一技术才被普遍采用。由此可推知，与西方相比，当时的中国印刷品是少之又少。然而，此次会议中，有学者对这种观点发表了不同看法。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社会经济史学院教授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向记者表示，木版印刷和活版印刷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它们的相对效率并不明显。从中国的总体情况来看，木板印刷很好地迎合了当时的需求。尽管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的印刷文本比东方的更易获得，但东西方印刷品总数的差距却并非想象的那么大。弗里斯说：“此次会议侧重于从经济意义上考察哪些知识是有用的。自第一本印刷书籍出版以来，西方逐渐发展了一种以事实性信息为关注焦点的传统。如那个时代西方的工艺手册都逐渐倾向于以‘科学’为基础，并试图传授技艺、制定标准，相关书籍都在民间流通。而中国与西方形成了鲜明对照，直到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