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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学主义 提出背景： ①文化背景: 随着应试教育体制的逐步深化，求同排异、力求统一、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在各大初、高、大学愈演愈烈，导致学生、老师、家长三方的压力空前加大，并产生极大的对抗性情绪。在以“帝王之术”为指导前提，霸控人心为目的，专注于牛毛茧丝、象征意义、不切实际为内容的应试教育下，老师无法大展骏足，寓教于乐（因为考学要看成绩，学校要看升学率，因此老师只能服务于应试，否则则要丢掉饭碗）父子母女之间无法敞开心扉，互相谅解（父母大都一心想令子女考上好学校，来符合学历制社会的需求，而子女另有思想，欲图另辟蹊径，双方的沟通因子女成绩不高而出产生壁垒，难以进行）。更有甚者，部分学生因压力过大，进而走向仇杀斗殴、浸淫网络、盲目早恋的不归之路。 为全面贯彻“钱学森之问”的破解之道，摒弃各大高校着重比拼论文数量、考试成绩的歪风邪气，一改校园中惟上是从、不能学以致用的状况，新青年学社社长赵丹阳、秘书长徐东特提出逐步促进教育体制改革、转变师生读书理念的“知学主义”，以期先行治标，徐图治本。 ②政治背景: 古来就有“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说法，诗人曹松在《乙亥岁》中也说：“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二者所述的现象，于今为烈。 为了警惕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小贼所做的防守戒备，就是应捆紧绳索，关紧绞钮，这是世俗上所说的聪明。但是大盗一来，便背着柜子、扛起箱子、挑上口袋而走，唯恐绳索、绞钮不牢固呢。以前认为的聪明在大盗面前不是显得很愚蠢吗？如此看来，一家独大的统治，有不替奸贼大盗做积蓄的吗？如果为了党派利益，罔顾百姓困苦，凭着高压手段与舆论导向，颠倒黑白、混淆美丑、指鹿为马，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长久。惟有民主理念与共和理念的贯彻与实施，才能保证政权对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东西方官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均已固步自封、山穷水尽，治乱周期与金融危机已成为双方舌桥不下的阶段性灾难之时，迫切需要我们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以古鉴今，科学发展。 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疏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奢侈堕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入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 如此看来，若想使天下得到治理，就必须要坚持实践第一，求真务实的方法论，即弘思远益，应权通变。古今中外的任何学说，只能成为适应当时的、救弊治残的一家之言，不足以长久的统御天下。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理论可以兼收并蓄、求同存异，但同时必须以本国的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因素为基础，移风易俗、因地制宜的进行发展。生搬硬套往往适得其反。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学说的建立，必须以尊重本国的历史和国情为原则。 具体体现是，对于政权的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作为历时尚短、励精图治的西方国家，可以适当以东方的权变理论为鉴，但同时不能忽视自身固有并延续至今的自由、博爱、民主、平等，尤其注意的是对于东方的文化糟粕（厚黑权谋）要去芜存菁，从而做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作为历史悠久、依文奉法的东方国家，同样可以以西方的学说为参教，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但绝不能将西方的主义，根植于本国的立政之基，否则便是塞流求源、伐根求茂。更不能对西方（泛指英国、美国、约旦、摩洛哥、德国等国家）已故之人的学说不加权变，来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中华民族要有自己固有的一套政治经济文化理论，这种文化理论必须以“以华治华”为核心，即以华人的思想治理华人。 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马克思、亚里士多德、列宁、斯大林是西方的政治文艺理论巨匠，可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而且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虽大相径庭，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不容置喙的却是，他们所提出的至理明哲，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如今，有的人以他们之中某个人的观点来断章取义，讥讽东方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辨护。因此，对民主变革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诡辨，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 “法宜其事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就是对权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