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与中国道路.docVIP

遵义会议与中国道路 　　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80年前的遵义会议，其经过及意义已为大家所熟知。今天回顾和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最重要的是，应该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借鉴。从根本上说，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和经验，就在于为我们党找到了一条指引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道路，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来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 　　遵义会议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不信神、不信鬼、不怕高压和权威，只相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我们党成立初期，曾盛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潮，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着对于共产国际的迷信和盲从。特别是1931年，“左”倾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毛泽东被排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与决策之外，不了解中国国情军情、被称之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李德，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凌驾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飞扬跋扈、独断专行，脱离中国革命和中央苏区的实际，照搬外国的经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坚持推行阵地战、消耗战，搞所谓的御敌于国门之外，致使红军伤亡惨重，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党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特别是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在三天内由8.6万余人骤减到3万余人，党和红军领导人从失败中认识到了李德、博古军事指导的错误，并开始进行行动上的抵制和思想路线上的纠正，逐步走上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实际需要为出发点的发展道路。 　　从当时的情况看，毛泽东在中央虽然没有决策权，但他始终坚持向中央负责人建言献策，不断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军事斗争中的失误。湘江战役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后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表明，党中央在危难关头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修正错误，开始对共产国际和党内权威采取不盲从、不迷信的态度。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遵义会议前后，我们党已开始敢于质疑共产国际的领导，纠正党的领导层的自身错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探索革命道路。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党的领导人都能够以中国革命大局出发，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即使领导集体成员之间有不同意见，但仍然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不畏权威，这成为我们党此后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重要经验和启示。 　　遵义会议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恰当的决策体制：集体领导与领袖个人权威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对党的领导的迫切要求 　　1935年3月4日，中央军委为了统一作战指挥，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军内职务，重新掌握了军队指挥权。此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给军委，建议进攻打鼓新场，突出敌人包围圈。为此，党中央、中革军委又在遵义的苟坝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讨论中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坚持不能打这一仗。会议最终民主表决，结果20多个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攻打打鼓新场，并将毛泽东刚当了7天的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表决掉了。 　　毛泽东被免职后，仍忧虑着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他首先说服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人周恩来，同周恩来一起说服朱德，继而在次日的会议上说服参加会议的20余人。中央会议重新作出决定，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计划。这一重大决定，避免了党和红军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 　　此次苟坝会议，暴露出“原有二十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决定军事行动”这种领导方法的弊端。因此在3月12日的会议上，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从此，我党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由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来领导中国革命斗争走向胜利”，同时也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党的集体领导与领袖个人权威相结合的新型领导体制。 　　当时，三人军事小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但后来在实践中他主动退居助手地位，支持毛泽东担负起指挥红军的主要责任。张闻天后来在延安整风中说过：“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央的建立”。 　　遵义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宝贵的经验：把对长远目标的坚定性与阶段目标的灵活性相结合，开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 　　遵义会议提供的一个重要历史启示就是，革命道路是曲折的，走出一条通往成功的革命道路，既要确立始终如一的长远目标，同时又要在前进途中不断灵活调整阶段目标。 　　长征途中，为了实现北上抗日这一战略目标，中共中央为了首先冲破敌人围追堵截，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