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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站工”族：打零工维持生计 与城市若即若离 　　40岁的段保阳（化名）最近与昆明嵩明县嵩阳街道杨桥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签订了半年的用工合同，前往当地一家公司做保洁员，每月工资2400元。 　　像段保阳这样的站工（非正规就业人员，云南当地人称之为“站工”――记者注），在杨桥有几千人，最多时达7000人。 　　今年8月下旬，为了服务这些非正规就业人员，嵩阳街道杨桥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正式挂牌运行。“站工是一群城市建设者、默默奉献的劳动大军，他们的贡献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和肯定。”中心负责人说。 　　站工干活当天拿钱 　　距离嵩明县城两公里的杨桥，是嵩明最大的一个集镇，每天的蔬菜花卉物流、大牲畜和废旧金属等大宗交易，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吸引了云南东川、会泽、昭通以及贵州等地的外来务工者。据嵩阳街道统计，2015年，杨桥全年登记的外来务工人员就有2. 5万人。 　　目前，像杨桥这样，外来务工人员在一些公共空地等待派遣工作而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在昆明有多个，有的已经存在许多年。这样的一个非正规就业平台，被老乡们称为“站工市场”。站工们主要从事搬运、绿化、拆迁、建筑等零工，当天工作当天拿工资。 　　杜麦（化名）每天凌晨3点准时出现在昆明呈贡老城区广场附近，手里攥着一把锄头。为了找农活，站工们都会自带一些常用的农具。当种植蔬菜的老板骑着三轮摩托车过来时，杜麦能感受到气氛的紧张。大伙儿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与老板议价，价钱很快谈妥，杜麦和其他6人爬上三轮车。这天的工作是到田里收鲜切花，再将鲜花捆扎装上货车，一天大约能挣150元。 　　根据站工市场的规律，凌晨两三点的站工，主要是找蔬菜收割、转运等工作，清晨六七点的站工是找物流、装卸等工作。 　　45岁的杜麦从云南昭通来昆明打工，在建筑工地干过，但因觉得活儿重工资低，最后长期在呈贡找农活干，“毕竟在农村长大，农活更上手”。 　　呈贡斗南花卉市场是国内最大的鲜花生产和交易中心，也是亚洲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之一。花市周边有鲜花基地400公顷，每天上市鲜花50多个种类300多个品种，日成交额300万至400万元。每天，8000多名国内外客商及花农云集于此，从凌晨两点开始交易。7点以后，近百吨鲜花便从斗南销往国内大中城市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和地区。 　　大宗的鲜花生产和交易，给站工们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杜麦在这里已经站了5年，他还把村里的大多数人带到呈贡一起做站工。如果每天都上工，每人每月可获得3000多元收入。虽然同样是在地里劳作，但收入比在家务农高。 　　“站工市场对于不具备专业技术技能的流动人口，能提供灵活就业机会，也能给需要短期雇工的雇主们提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就业市场的空缺。”据公益组织“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抽样调查，昆明的站工大多来自云南禄劝、楚雄、宣威、昭通、会泽、红河等地，部分来自四川、甘肃、贵州、河南等省。他们中60%为男性，40%为女性；25岁到5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0%以上。他们文化程度较低，大多只读过小学，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5%。 　　社工王显琼说，有的人是纯站工，有的是兼职站工，有的既包工又站工。大多数人一站就是几年。 　　“做临时工时间灵活，农忙或家里有事，可以说走就走。”来自会泽的李卓（化名）说，自己宁愿站马路也不去劳务市场，“图的就是个自由”，而且“收入可能比长工更多”。 　　“劳务市场找的工作每月1200元，还必须出满勤。在这里只要有人找，一天能挣100多元。”他说。 　　李卓的老乡谭青安（化名）做“站工”是害怕老板拖欠工资。他曾经到一个砖厂做工，身份证也押在厂里，但到月底拿工资时，老板却跑了。 　　事实上，许多站工都曾经有过被拖欠工资的经历，少则几十元，多则一两千元。做包工头的则被拖欠了数万元。 　　漫漫艰辛维权路 　　大多数时候，李卓清晨6点去站工市场，如果当天没有工作，中午便回家吃饭。如果有工作并且能在上午完成，吃完午饭后，他会继续到站工市场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再等到一份工作。 　　虽然“偏爱”站工，但李卓知道，做站工也存在许多不安全的因素：人群中常混杂着小偷，手机被偷是常事；来自不同地区的老乡，为抢工打架斗殴；有的工友被拐卖到黑砖窑；有人到站工市场做传销，有工友被骗到广西。 　　因为打零工而非正规就业，站工都面临着劳资纠纷、工伤、诈骗等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解决的困境与风险。 　　今年3月22日，50岁的王萝香（化名）在昆明王家桥站工市场，被一个小包工头叫去附近绿地建设集团工地工作。当天，一根钢管从高空坠落，将王萝香当场砸晕。 　　在医院苏醒后，王萝香感到肩部刺痛，心慌胸闷、呼吸困难，医院建议做核磁共振检查，但公司代表认为没必要，支付了当天的医疗费后，便让王萝香回家休息。第二天，公司给了她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