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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安全岛让律师敢于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 　　不久前，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下称《意见》），要求全面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这意味着由湖北恩施州委政法委2014年首创的律师介入信访模式，经北京/山东/吉林等地试点后，有望在全国各地推广落实。 　　《意见》明确律师参与此类案件的原则：自愿平等，依法据理，实事求是，无偿公益。《意见》指出，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是一项公益性法律服务工作，各政法机构要为律师办案提供阅卷等便利，保障律师人身安全，发现错案要及时导入法律程序予以解决，等等。 　　有统计显示，涉法涉诉类信访案在大陆整体信访案中占七成左右，多属司法判决没能最后终止社会纠纷、让双方当事人得到满意的结果。当很多司法判决不具有权威性时，不服和不愿接受判决就导致“信访而不信法”现象成为常态。而让律师参与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就是要引导信访人从“信官”（民间谓之“告御状”）走向“信法”。 　　涉法涉诉类信访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往往很复杂，有土地和房屋强征强拆的、有国有资产处置不当的、有因企业改革引发社会保障问题的……常常事关信访人全家的现实生存境遇。在处理此类案件中，律师身份的独立性至为重要――必得如此，律师在信访人心目中才能以中立者和调停人的身份获得信任，才有可能缓解信访人的对立情绪，引导信访者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如果让信访人感觉律师是代表政府或司法部门出面处理问题，目的只为“息访”和“维稳”，不仅无法建立信访人与律师的信任关系，亦有碍国家通过法治方式来规范各级政府或公安司法部门的行政与执法行为。 　　只有当律师身份独立，完全中立于信访人与政府或司法部门，视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为第一目标时，律师提供的专业法律援助才可能起效，才可能促成信访人与政府或司法部门之间在法律公平正义的前提下，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实现依法终结信访的目的。 　　其实，大部分涉法涉诉信访案是有法律救济途径的，但由于信访人不懂法或不信法，才导致众多信访案远离司法程序，最终陷入激化社会矛盾的“盲井”。律师更多参与涉法涉诉信访案，向信访人提供中立、专业的法律意见，不仅能使众多信访案回归法治正轨重建司法权威，也能让各级政府及行政司法机关意识到依法行政与执法的重要性――尤其对一些普遍存在的难点问题，可藉由律师提出的司法建议，从源头上实现对信访案的类型治理，最终减少同类案件的发生。 　　前些日子，因一些参与信访与维权的律师被传讯/关押，使律师界从业者惶惶不安，人人自危。事实上，律师介入信访案，是一个增进社会不同阶层沟通与理解的过程，但在某些权力部门看来，可能是对自己部门利益的侵害，使得律师的合法权益在一些地方得不到有效保护。当此之际，中央政法委发布《意见》，确实如“及时雨”，有助于消除公众与律师业界人士的担忧与焦虑。 　　既然中央政法委明确发布《意见》，要求律师介入参与信访案，就必须保障参与律师的合法权益。《意见》规定律师向信访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但律师服务经费如何保障，《意见》并未具体说明。律师是一种职业，若无充分的经费保障，向信访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就有可能落空。目前，“无偿服务”大都由地方政府或司法部门“埋单”――在北京试点时，北京市政府就投入300多万元，“明码标价”购买律师参与信访案的法律服务――但是，政府购买服务也应有前提：不能干扰或影响律师处理信访案时的独立性，不能因为是政府“埋单”就随意支使律师，甚至要求律师服从“长官意志”处理案件。 　　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士，律师是法治社会冲在最前面的践行者。职业化的律师不仅能使执法环节变得简洁明了，而且能督促法官或仲裁机构重视事实与证据，正确运用法规法条理性解决各种纠纷。职业化的律师会把反映不同阶层成员的诉求作为自己的责任，运用司法程序将政府权力或司法权力对民众利益的侵害降到最低。 　　推进依法治国，须有大量配套的法律与社会制度，律师制度可谓其中重要一环。一个社会，律师越活跃，法律的生命力就越顽强，弱势群体和公民个人的权益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感受法治国家的价值与力量。 　　实现依法治国，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尤其重要――只有让律师放心大胆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法律意见，才能真正发挥法律专业人士化解社会戾气，促进社会和谐的稳定器作用。如果法律面前律师都无所适从或蝇营狗苟了，依法治国之大政方略必定碍难实现。 　　律师的命运，映射出一个国家法治的命运。50多年前，当律师这个群体消失时，也是中国律法废弛的年代。中央政法委的这部《意见》，明确昭示律师对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性。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不仅是律师参与信访案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与维护司法体系正常运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