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伟超考古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法.docVIP

俞伟超著；王然编《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 《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为北京大学七七至七九级青海、湖北考古实习同学而讲》P54-P107 一、“考古类型学”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概况 大体说，最初似乎有较多的人基本按照李济的那种方法去作类型学分析。他们摒弃了以序数作标记的琐碎方法，首先是确定各种器物的器别，再比较每一种器别内部存在的形态差别，把形态基本一致的东西定为一个式别（也往往称型别），个别较特殊的、不宜与其他东西划为一个式别的，订为异式（或异型）。各式别的号码次序，有的是表现一个形态的演化顺序，有的则是任意的。这种划分法，有的是表现一个形态的演化顺序，有的则是任意的。这种划分法，如果进行得很仔细，可以为别人提供一个分析全部器物形态变化序列的条件。可是，使用这种划分法得到的式别符号，表达不出彼此是同时并存还是前后相承的关系，习惯于这种方法的工作者，就往往缺乏一种寻找同时并存几条演化轨道的紧迫感 ，从而在划分式别时就忽略了这种辨认，结果是很容易使别人难以根据报告上发表的材料来重作划分。当然，这种分式结果，还是能把许多器物形态的显著差别揭示出来，只要考虑到彼此的共丰关系，若干遗物的演化顺序，仍能重新排列出来；若干遗迹单位的年代，亦能大体判断出来。 由苏秉琦先生首先使用的对器物进行分型、分式，并依据成组遗物、遗迹来判断文化性质及其期别、年代的方法，至五十年代后期以后，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苏秉琦先生自己在分析洛阳中州路的东周墓葬时，不仅划分了期别，而且对整个墓葬开始作了类别的划分，也可以说是对包括了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都综合成一个整体而进行型和式的划分，即型是分类，式是分期。 当类型学的运用从单种器物、单种遗迹现象的分型分式法，发展到包括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的分型分式法以后，便可以在一些同时存在而内涵有别的单位中，看到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划分情况，为研究当时的社会面貌，提供一个新发现的、真实的基础。这无疑是类型学方法的重大进步。 ……（略） 在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系列及其相互关系方面，六十年代时苏秉琦先生又从分析仰韶文化开始，注意到对许多考古学文化要划分区域类型问题。到八十年代，他又系统提出了要从“区系类型”角度来探索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的原则；讲具体一点，就是要分区、分系，分类型地寻找各考古学遗存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这又是我国类型学方法的新的重要发展。 二 “考古类型学”的范畴及其作用 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最初是为解决年代学问题而产生的。人们从排比钱币、武器、工具、容器、装饰品的形态和图案的变化序列而开始了类型学的研究。直到现在，类型学方法还主要被用来研究器物的演化过程。 其实，这种方法不仅可研究器物的形态演化规律，人们制造的各种建筑（包括墓葬）、交通工具、服装，乃至雕塑、书画等等物品，都可以用它来研究其形态变化过程。总之，人类制造的物品，只要有一定的形体，都可以用类型学方法来探索其形态变化过程（当然也包括上面的装饰图案）；反之，凡是没有形体的东西（如思想、音乐等），就无法用类型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这种方法论所以是科学的，自然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即人类制造各种物品，其形态是沿着一定的轨道演化，而不是变幻不定、不可捉摸的。对人们的日常概念来说，这好像是多么不可思议呀！可是大量类型学分析的实践，却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这的确是事实。 为什么是这样呢？ 正像任何事物都有因果关系那样，物品被做成某种特定形态，一定有其原因。决定物品形态的原因，有些方面非常抽象，要十分具体地说清楚它是很困难的。但概括来说，我想，物品所以做成某种形态，主要是由其用途、制作技术、使用者的生活或生产环境、制作和使用者的心理情况或审美观念这几种因素所决定的。在历史上的任何时间、任何地区、任何人们集团中，客观存在的这几种因素，总是综合为一种特定的力量，决定着物品的特定形态。在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内，已经形成的某一种综合力量，会成为牢固的传统，使得各种物品已经形成的形态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这些因素基本无变化，已有的形态就会基本稳定不变；如果这些因素（哪怕是其中的一处）有了变化，物品形态一定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由于人类社会总的来说是不停顿地前进的，因此，这些因素总是不断变化的，物品的形态也就不会在很长时间内稳定不变。 这些可以拿大家熟悉的我国古代的一些陶器、铜器和瓷器为例来略加说明。 关于用途同形态的关系（汲水器到平底罐、鬲到釜，略） 关于制法同形态的关系（泥片贴筑、泥条盘筑——圜底，轮制（线切）——平底，略） 关于生活或生产环境同形态的关系 自古以来，不同的人们共同体，因生产能力、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的不同，往往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为了适应各种生活方式的需要，就会出现不同特点的器物群。例如在我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