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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寻求平衡的艺术 巴曙松 [ 2011-06-07 ] 　　无论何时何地，在一个新兴的转轨市场批评金融监管，总是能够赢得程度不同的掌声。但是，就监管机构自身来说，摆在眼前的往往是艰难的平衡与选择。 　　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成长的转轨金融市场中，金融监管当局既背负着培育金融市场与监管金融机构的双重责任，又要在推动改革本土监管体系的同时维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避免监管的改革对现实市场的运行形成显著的冲击。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在多重目标和力量的平衡中找到平稳的路径。这样，无论是站在市场、机构还是监管体系运作的角度，处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下、这样的发展进程中的金融监管机构，一定能够被找出许多可以批评的地方。 　　但是，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监管体系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演进来说，方向感和执行力最为重要。监管者需要在把握金融体系演进方向的同时，以务实、理性和包容的心态，平衡批评性的意见与建设性的措施，平衡市场化的方向与本土金融环境的制约，寻找到现代金融监管理念在中国这个快速变化的金融体系中的平稳、可行的实施路径。 一、国际监管经验本土化：寻找市场环境约束下的突破 　　从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及监管体制改革出现了显著的进展与突破，两次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银行业的不同表现就是对这种改革成果的检验。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银行业所谓的“技术性破产”，到次贷危机中的风景独好，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确实参考了国际监管的经验，但是更多地找到了一条基于对中国本土环境诊断基础上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参与过国有银行改革的研究者，应当对当时提出的“公司治理十条”记忆犹新，这实际上基于对公司治理一般规则的深刻理解，更多地融合了中国的金融市场环境和国有银行特有的改革起点上的一些独特思考。 　　因此，在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进程中，国际监管规则之于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意义，绝不仅是一个规则。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在迅速完成了自身的专业化重构之后，还必须要迅速地变换自身角色，从一个国际监管规则的旁观者和学习者，转换为制定者和参与者。在这样一个时点上，监管者需要在国际监管平台上反映中国金融业的真实诉求，同时，这些经过反复锤炼的监管框架，又需要监管者立足于中国的市场环境，将其转换为推动中国金融业寻求改革突破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一）监管理念的钟摆为什么在此次危机中摆到了加强监管这一边？ 　　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始终是金融监管理论中反复争论的重要主题。纵观金融监管理念的演变，全球范围内主导性的监管理念往往类似钟摆的方式，在放松管制和加强监管之间摆动。在这一次席卷全球的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监管理念的钟摆，却几乎一致地转向了加强监管，这不仅是反思危机的需要，也因为在整个危机演进的过程中，放松管制确实使全球金融体系经受了摧毁性的冲击。尽管美国国内以及国际金融界都批评格林斯潘及其主导下的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埋下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鼓吹放松管制的格林斯潘却并不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的错误，但是，他自己也在国会听证时承认，他原来一直以为金融机构的管理层较之监管机构更关心股东的利益和金融机构的稳定，但是事实证明他错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改革，基本都从反思过度市场化的指导思想着手，关注监管的介入和强化。例如在次贷危机之后，巴塞尔委员会对作为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展开了新一轮的修订，扩大了监管的范围、提高了资本充足率水平，并确立了杠杆率、流动性等一系列新型指标以监测在危机之前没有引起关注的风险。这些基于危机的反思和改进无疑为我们将来避免同样的危机提供了很好的监管经验。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次贷危机后高杠杆经营的银行纷纷经历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并以此为起点纷纷回归传统业务模式。危机前伴随着部分发达国家混业经营的改革，传统的零售银行依靠投资银行业务大获其利，纷纷摇身变成高杠杆的批发银行，影子银行大行其道。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的不断倒下、全能型银行的大幅亏损、对高杠杆率业务的千夫所指、以及复杂的全球性银行破产时所出现的法律纷争，都证明了银行业务模式的调整方向，以及在此基础上监管更趋审慎的趋势。 　　（二）什么样的金融结构和市场环境促使监管者采取了较之国际平均水平更为审慎的监管原则？ 　　在以国有银行改革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改革取得显著进展之后，中国的监管者始终采取了十分审慎、甚至可以说是如履薄冰的监管走向。仅仅以巴塞尔资本协议III为例，对于危机冲击下的发达国家银行业来说，推出并实施这样一个严厉的、影响深远的监管新框架，已经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和决心；但是，从中国的监管者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安排看，尽管中国的银行体系经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并不明显，且近年来总体经营状况良好，但监管者在部署落实巴塞尔资本协议III时，总体上采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