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尚武”意气…….docVIP

文人的“尚武”意气…… 　　民间常有“文人抑武”的说法，文人不与武人为伍。其实不然，中国古代的文人许多都有尚武的意气。 　　太史公作《史记》，专辟了两个列传，均为“武”有关，曰“游侠”，曰“刺客”，把自己胸中羡侠尚武之意挥诉得淋漓极矣。心之所系，则诉诸笔端。在《史记》中，《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正是“民”与“义”之气息最浓的亮点。《史记》以宏大叙述之巨笔写尽盛事，但却又往往对于一些大事着墨不多，简笔带过，少加赅言，不常表露史家观点，常于个人之事，反而浓笔重描，并且多加批评。《游侠》与《刺客》两列传，志人不过数位，笔力却沉。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卷首即云：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 　　对于其中的“讥”字，张守义正义曰：“讥，非言也，儒敝乱法，二道皆非，而学士多称于世者，故太史公引韩子，欲陈游侠之美。”很明显，司马迁不惜驳斥韩非子的观点来高度评价“游侠”的感情是很强烈的。 　　此段之后司马迁又云：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又于《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末加评云：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太史公对于侠与义的褒夸态度是诚恳且发自内心的。太史公虽身为史官文吏，其侠义的气度亦是非凡之至，其言道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实恰是写照自身。司马迁因直谏获刑，身心俱辱，但正直不阿，兼能负重含诟，直到完成《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其“尚武”之心，昭然可明。太史公之精神气概，即便是真正习武之勇士，亦难企及。 　　不止如此，文人创制的诗歌文字中也是时常透露着尚武崇武的心理和理想的。如北朝乐府中《琅琊王歌辞其一》写爱兵器甚于妙龄美女： 　　“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诗歌开门见山，平铺直叙，令人读来感到亲切可爱，亦能从这些文字中感知到尚武之人的直言豪爽与潇洒痛快。 　　又如唐初四杰中杨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诚然是典型的文人“尚武”诗了。唐代即如作诗“呕心沥血”、身体羸弱的李贺和思想正统刻板的杜甫都难掩心中尚武之意，云“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候”与“男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唐代文人尚武之气，自诗以观，可见一斑。诗中不仅仅是抒发胸臆，愿为国杀敌，投笔从戎之类的内容，诗人还常常回溯先秦，追忆并力赞古代武者侠士，试看李白《侠客行》古风：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诗中述典甚多。“赵客缦胡缨”句出于《庄子》，其中说剑篇言赵文王好剑，养剑客三千，“缦胡之缨”“短后之衣”意为武士粗服。该诗主要提的是信陵君窃符救赵旧事，末尾“太玄经”系扬雄拟《易》与《道德经》所作的一部哲学著述。李白一贯重武，他在诗中并没有径直评述出“武”的好来，而是借其浪漫豪放之笔清浅表露，但又气势夺人，其效果达到一种毫不着力而又浑然天成的境界。 　　然而自唐及五代以降，文人“尚武”就不如之前明显了。五代十国长期战乱，黔首涂炭，黍离遭殃，再少有人会念道“武”的好处来。故而此时多流传指斥战争而述说人民之苦的作品；更或如《花间集》，多抒及时行乐之臆，乐得一个偏安苟全，不思改易社会。这种重文轻武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两宋。北宋政权得自兵变，统治者害怕故旧重蹈，于是压斥武将，重用文臣。但是尚武崇义之积习难易，故而自宋始，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的文人意气大多由爱好武艺转之为快意恩仇，淡看得失和一任自然的无比超然的精神气韵，这使得文人的传统精神意念超于“儒”而近乎“仙”，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极峰。 　　宋元明清历代之交，少数民族科技文化日臻成熟，逐渐强大起来，与中原时有战事，间或于中原大地建立王朝。愤于外族欺压，其时诗文著作，时露愿投身抗敌之意，时露哀婉自家不争之痛；或欲为武将，为国报效而力不从心，或欲置身事外隐遁山野而又心有所系，竟多现声凄色哀之颓败景象。故时人之精神徘徊于崇武与恶武之间，同时又难继往贤之超然洒脱。诗词不振，便以小说补之。这段时期的小说，尤以公案小说为例，无非钦慕侠士，向往能有侠与武的存在，弥公案之不及处。其中石玉昆之《三侠五义》最为经典。不止于此，流传最广，功力最著的小说均是宏大叙事之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