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研究.pptVIP

（一）思辨性研究 前理论期自公元前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这长达两千多年的阶段之所以被界定为前理论期或经验期，主要在于东西方学者对翻译的认识均发生在经验层面，所形成的各种思想观点一方面是对翻译实践的技巧性总结，另一方面是以零散论点的形式出现，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只具有系统理论方法的初级形态。前理论期的研究，无论是文艺学还是语文学翻译思想，大体具备两种思想范式：一是“形而上”范式，二是主体观照范式。在操作形态上，这两种思想范式均突出“思辨”的方法论模式，通过对研究内容进行抽象论证及哲学思辨做出概念性总结，即谓之“道”的形而上与谓之“器”的形而下的直接对应。应该说，这两种范式对翻译的宏观原则把握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为翻译学科从整体到局部的建构奠定了初步的哲学基础与理论基础。但同时这种哲学范式将翻译理想普遍等同于逻辑与事实，因而不具有充分的说 明性，不能够系统解释翻译经验的每一环节与要素，缺乏一种连贯一致的、逻辑必然的理论体系。 （二）理论性研究 语言学理论期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轫于雅可布森与尤金·奈达（也有学者认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始于奈达的研究)。他们对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有效运用使翻译思考或研究一方面走出了抽象的‘原则性’层面，落实在具体的语言结构和语义上，另一方面将经验性的技巧总结转化为系统、相关的命题，从而开辟了翻译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间，语言学理论方法几乎主宰了翻译研究，各种语言学分支的理论被应用于对翻译现象的分析与解释，从语言成分分析理论、句子结构理论、语篇理论、语言系统功能理论到语言交际理论等等，均被作为相应的理论模式对翻译进行理论分析，对翻译文本从词素到语篇的各个层面都作了系统研究，几乎穷尽了文本语言结构范畴的所有问题。 由于翻译自十九世纪一直被列为应用语言学分支结构，顾名思义，就是语言学应用的一个方面，因而对翻译的研究便很大程度上局限在语言结构成分的各个层面。总体而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理论方法在方法论层面上大体具有以下三种操作形态：元素分析；内模块建立和二元论分析。但是，渗透在语言学翻译理论中的以上几种方法论模式都是将翻译活动看作是“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视文本为语言结构自足体，寻求语言系统内部、文本内部词语、句子等文字层面的对等转换，探讨文本的各种交际层次，并以期制定相应的规则用以指导翻译实践。这种抽象的研究模式所关注的不是现实的翻译，而是可能的翻译，因而在认识论上属逻辑学范式，即通过浓缩将内容概括为最简约的共同形式，最后归结为形而上的绝对精神。 多元理论期始于七十年代末各种非语言学理论流派的出现，它的主要特点在于使翻译学科超越了“应用语言学”的范畴，不再将翻译学局限在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只运用语言学理论对其进行认识与探索，而是将翻译现象纳入更为广泛的领域，运用多种学科理论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对翻译进行理论研究，从而出现了翻译研究的多元理论方法，使翻译学这门综合性的学科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语言学理论期的语言学规则理论与语言学功能理论相比，多元理论期有着更为广泛的学科理论方法，从而形成更为多样化的译学理论思想。多元理论方法因其综合的学科内容及研究层面呈现出更为广泛的运用模式，与语言学翻译理论方法相比，其操作模式及认识论基础都有很大的变化。总体而言，在哲学认识上更具开放性，融入了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思想之外的系统论思想、解构主义思想、及客观主义、自然主义思想。因而在研究对象(从文本到主体 、从文本到过程、从文本到社会等)、研究立场(从规定到描述)、研究方式(更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上呈现出多元特性。多元理论方法因其多元性、综合性在操作模式上也较语言学理论方法更为多样复杂，但多元理论模式同语言学理论方法一样，具有很大程度的相关与互为作用性质，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叉，其理论方法的一些显著操作形态是：整合范式；空范畴范式；假设范式；相对论范式和新“形而上”范式。综合各种理论模式，多元理论期的翻译研究已基本是对翻译学科进行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重建构：建构整体与局部的系统(宏观翻译策略与文本结构)、言内与言外的系统(语言与社会文化)，建构静态与动态的系统(语言文本与心理过程)。各种范式的同时存在促进了翻译学科的多元认识，形成了互动、互补的系统结构。 （三）描述性研究 思辨性的论述开启了人类对翻译的理性认识， 第二讲 翻译学研究 我国自有文字翻译以来的一千多年间,已基本形成了特有的译学思想与理论。本世纪80年代以前,在翻译理论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翻译标准的探讨,从严复的“信、达、雅”到钱钟书的“化境”说,都局限于对翻译导向的总体把握,而很少甚至不涉及翻译过程中具体的操作技巧。80年代以来,大量介绍和吸收外国的译学理论,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