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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纯诗”精神与敞开的路径 　　将臧棣划归到“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现在看来，有些过于简单了。不管他认同还是反对这一标签，如今仍纠缠于这样的问题，早已没有意义，而我们唯一需要弄清楚的是，臧棣为何这些年对“纯诗”情有独钟？不少诗人都在变化，包括当年那些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像肖开愚、西川、王家新等都有不同的选择，或者向现实靠拢，或者向神秘转型，或者投入日常经验，唯有臧棣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协会”和“丛书”中坚持不懈地走到现在，其中也暗藏着隐秘的变化和微妙的转型，这不是有毅力和耐性可以解释的，它关乎一个诗人的美学趣味，更在于他内在的持守和对自我的超越。 　　一、技艺与“新纯诗”立场意味着什么？ 　　臧棣这些年对诗歌的热情，对其稍有关注和了解者，皆可见出他的虔诚。我相信，除了教师的身份，诗歌是他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种对诗歌的投入，明晓当下诗歌处境的人都可能会问，他图的是什么？并非多少名利，难道是自娱自乐？既然是自娱自乐，那么诗人对自己的要求会高吗？那种全情的倾注，更多时候在于一种心志的锤炼。他认为自己的写作有“日常生活的影子”，且“基于真实的生活经历”，但诗人在写作过程中作了转化，因此对我们的阅读构成了挑战，其原因也如他自己所言：“更注重视角的变化，更注重从远景出发，更注重体会主观感觉，更偏爱沉思和片断。”①我觉得这是一种向内转的体现，诗人既对日常作细致的观察，也能彻底回到内心作深度思考。冥想是诗人的生活常态，他敏感于那些触及神经的字句，使后天的勤奋也能变成闪耀的才华，这是臧棣这些年凝练自己所思所想的能力体现。他的气质不是靠身份，而是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 　　作为北大系的诗人，臧棣一直奉行并实践他纯粹而平实的理想。早于他的海子、骆一禾与戈麦等诗人，他们一直在向上走，大多遁入了虚空。而晚于他的姜涛、胡续冬等年轻诗人，则在向下走，更富世俗意味和游戏精神。臧棣既不是过度向上，也非一味地向下，他似乎走的是一条中间路：在技艺上用力，以词语的变幻营造诗意。之所以提及臧棣前后的这批北大诗人，并不是说臧棣走得比他们更远，或者退到了无法再退的地步。他们可能都会通往玄学，或者一种大诗境界，臧棣并非完全没有这种倾向，只是他收敛了那种绝对化的极致思维，其冒险是寻求更为内在的真实：语言的真实，句子的真实，结构的真实，以及技艺本身的真实。 　　技艺是臧棣诗歌写作的法宝，同时也让他饱受争议，所以技艺对于臧棣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所拥有的诗歌成就，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技艺上的不断推敲和精进。他的技艺看似外化在了创作中，而其之所以遭到诟病和嘲讽，其实也在于他对技艺的迷恋已至狂热。也就是说，臧棣将技艺的锤炼推向了一种极致，似乎再也没有人比他更注重在技艺场上的自我较量了。不管是写作之初对技艺的感性照搬，还是之后对技艺的理性消化，最终，“技艺是一种让写作获得魅力和力量的方式。”②写什么对于臧棣来说已不是问题，他可以随手拈来，只是要看这主题他能写成什么样。他不在乎很多人看重的意义层面的外延，而是聚焦于语言创造的内部意识，即“语言的欢乐”；同时，他也不再像1980年代“第三代”诗人那样过于迷恋情感的现场发泄，或者将自己打扮成天才的模样，他更注重意识本身的呈现。他曾总结说，1990年代诗歌重要的审美转向即是“从情感到意识”③，意识书写要高于纯粹的情感发泄，它和诗人追求诗歌的本质相关。对诗歌本体的关注，在1990年代之后的很多诗人那里确实形成了一种自觉，所以，对技艺本身的重视也成了常态。 　　如果一味追求技艺，一种语言上的走火入魔将在所难免。臧棣是否给自己规定了只能在语言的范畴内闪转腾挪？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确实是在一种维度里寻求规则。诗歌的丛林里，到一定境界，不应是“诗到语言为止”，它必须联于我们的经验和想象。而在经验参与的表达中，诗歌和哲学的界限到底在何处？“哲学家的独特仅止于发明词汇。而由于面对世界也就只有那么三四种态度――和差不多一样数量的死亡方式――所以，使它们显得变化多端的那些微妙差异，不过就是些词语的选择，没有什么形而上的意义。”④语言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纯粹的语言活动，而诗歌与哲学又在哪一种层面上能获得互动？在语言层面上它们是相通的，而上升到精神的层面后，诗歌仍然首先立足于语言的创造，其后才会有思想的润泽。 　　臧棣写诗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说他的目的“不过就是些词语的选择”，属于单纯的语言能指滑动，与精神无关。但臧棣肯定否认这一点，他的技艺不仅是要展现语言创造的魅力，还会有其他层面的指涉。至于是什么，可能有创造的惯性，也可是经验和现实冲突后个人意志的流露。其实，从情感到意识的转化，是诗歌写作上升的过程，作为诗人，你必须要去控制，这控制的范围包括节奏、旋律和矛盾所形成的张力，以及打破无力感的干脆利落。在此，情感与技艺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