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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报告文学:探索中的多元发展章罗生 内容提要新世纪报告文学在继承民族传统、借鉴其它艺术和融汇中西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艰难探索,取得了新的成绩,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如对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的多样探索,对小说等传统民族艺术的吸收与借鉴,对“学术体”等形式的尝试与对“思想美”、“理性美”的追求,对“文学性”、“新闻性”和“理性”的融合与疏离等,都是其具体表现。?一对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的多样探索?早在上世纪30年代,茅盾就认为,报告文学“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①。此后,报告文学作家们的确在借鉴小说的写人艺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报告文学中的人物与小说、戏剧等虚构性文学中的人物有何区别?报告文学是否也能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由于我们的理论没有认真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因而导致报告文学在“真实性”问题上的莫衷一是,从而影响其人物描写。新时期以后,问题报告文学的异军突起又导致“理性”的高扬与“文学性”的失落,使“人物”被“宏观综合”与“问题”所取代。至90年代,报告文学逐渐化解了“理性”与“文学性”等方面的冲突,恢复了“人学”传统,写出了一批堪称“典型”的人物。尽管这些人物的典型意义与写作经验等,我们仍未能从理论上进行认真总结和探讨,甚至某些形象还因社会、政治等非文学因素而影响其艺术评价,同时也有人提出“颂歌不是报告文学”而应予以清除②,但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作家们不但写出了更多以“人”为本的作品,而且发现和“塑造”了更多的典型尤其是当代“英雄”,从而在以“宏大叙述”实现时代所呼唤的“精神承担”③的同时,为报告文学的人物描写尤其是典型叙事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 应当指出,“认为报告文学的功能只是批判的观点是片面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问题并不在于赞美或是批判,而在于是否值得作家作出这样的选择”④。在要求寻找“意义”与重建“崇高”的今天,报告文学作家选择“英雄”叙事来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就是坚持文学“精神承担”的表现。而新世纪报告文学的鲜明特色之一,首先就在于通过寻找“英雄”与重建“崇高”深刻反映了其社会要求与时代主题。在这方面,它最显著的特色是平凡与伟大的有机融合。正如杨黎光在《瘟疫,人类的影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中的写作,力求把英模人物放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挖掘他们身上人性的光辉,他觉得这样更感人。应该说,作者的这种认识和追求,是新世纪报告文学审美新变的趋向之一,它为报告文学如何写英模人物进行了成功探索。如作品对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描写便是其典型例证。?应该说,报告文学和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在其人物描写上,也存在典型与非典型和典型化程度大小之别,也可以、应该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这一点而言,传统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与典型理论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即如果写出了人物生活的典型环境和人性的丰富、复杂,其人物也可成为典型;其时代环境再现得越真实、准确,其性格描写得越鲜明、深刻,其典型化程度就越高。因此,像《瘟疫,人类的影子》这样,将张德江、钟南山等英模和叶欣、陈洪光等烈士放在抗击“非典”的民族战争中,且写出其丰富人性与鲜明性格的作品,就是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类似这样将人物置于时代与历史的典型环境中,在平凡与伟大的融合中写出其鲜明性格与深沉情感的,还有李鸣生的《风雨长征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作家出版社,2002年)、《部长与国家》(《中国作家》2004年第10期)、《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中国作家》2005年第12期)和刘继明的《梦之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与王宏甲的《智慧风暴》(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版)等。其中刘纪原、梁雨润、余秋里、欧阳祥山、林一山和王选等人物,也是新世纪报告文学所提供的新的时代与文学典型。? 如果说,张德江、刘纪原和余秋里等人是“埋头苦干”与“拼命硬干”的典型,那么,《“布衣青天”杨剑昌》(曾培新,群众出版社,2001年)中的杨剑昌与《我告程维高》(郭光允,东方出版社,2004年)中的郭光允则是“为民请命”与“舍身求法”的代表;如果说,刘纪原、余秋里、林一山和张德江等分别是“航天英雄”、“大庆英雄”、“三峡英雄”和“抗非典英雄”的代表,那么,杨剑昌、郭光允等则是“反腐英雄”、“打假英雄”的典型。《我告程维高》与《“布衣青天”杨剑昌》一样,所选题材虽不乏新闻“卖点”,主人公也是知名度较高的新闻人物,写的也是“小人物”与“大人物”的殊死抗争,但它决不是展示隐私的猎奇之作,也不是自我炫耀的“私人写作”,而是饱蘸血泪深情、凝聚生命感悟的警世之作,是透视中国政治、解剖中国社会、批判中国文化的“宏大叙述”。因为,作品所写的程维高这样的腐败高官和郭光允这样的反腐英雄,以及他们所分别代表的“程维高现象”与“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