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选择.docVIP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经济分析及财政政策选择 摘 要：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保障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途径，正逐渐取得全球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作为率先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应促进低碳发展的渐进转型。在分析低碳经济特性的基础上，论述发展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并针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状，提出相关的财政政策建议。 关键词：低碳经济 财政政策 庇古税 2003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的题为《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概念。 作为率先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转型期，发展低碳经济有益于缓解对石油等能源的依赖，降低碳排放量，减少环境污染，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发展低碳经济的理论依据，并针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状，提出相关的财政政策建议。 1 基于庇古税理论，减少企业碳排放量的税收政策 产品具有外部性，表现为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不一致。在没有外部性时，私人成本就是生产或消费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当存在正外部性时，由于某一厂商增大碳排放量，导致另一厂商为了维持原有产量，必须增加一定的成本支出（如安装减排设施），这就是外部边际成本。私人边际成本与外部边际成本之和就是社会边际成本。 假如完全竞争厂商的私人边际收益为pmr，私人边际成本为pmc，社会边际成本为smc，由于厂商增大碳排放量所引起的外部边际成本为xc，那么，smc pmc+xc，这种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偏离可以用图1表示。 图1（a）和（b）的区别在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代表性厂商的私人收益pmr与需求曲线是重合的，并且是水平的；在不完全竞争下，代表性厂商的私人边际收益pmr处在需求曲线之下，并且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在没有环境污染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的产量决策按照pmc pmr的原则确定，即e1点所决定的产量q1水平下。由于厂商增大碳排放量导致了xc的外部成本，使边际成本曲线由pmc移向smc。这时，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量决定应按照smc smr的原则来确定，即图1的e2点所决定的产量q2。可见，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使完全竞争厂商按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的产量q1与按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确定的产量q2的严重偏离。（q1-q2）的产量就是企业增大碳排放的低效率产出。这部分产出既不符合效率最优的原则，又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 基于上述情况，需要针对企业的碳排放量征税，以减少企业碳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具体分析如下： 图2与图3分别是完全竞争条件下和不完全竞争条件的征税模型。（a）图用来表示供求均衡的变化，（b）图用来表示定产决策的变化。图2与图3的唯一区别在于代表性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pmr）的斜率。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代表性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落在需求曲线下方，并且是向右下方倾斜的。由于征税，边际损害成本（mdc）事实上由厂商以付税的方式支付。由于厂商考虑到税收并因此而衡量损害成本后，厂商的产量决定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的q0（根据pmr pmc的原则而定）减少到q1（根据pmr smr的原则而定）。厂商产量的减少导致整个行业的均衡价格发生变化，即由p0上升到p1。在新的均衡价格p1处，生产者和消费者支付的货币数量足以抵补全部资源成本和厂商造成的损害成本。q1数量的产出是有效率的。值得注意的是，行业供给曲线就是单个厂商边际成本曲线的总和，这意味着行业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抬高了均衡价格。 并且， 2 基于政府转移支付、政府支出等财政补贴政策，发展低碳经济 发展低碳经济的政府补贴一般表现为多种形式，如设立可再生能源生产企业时的资金支持，产出环节的成本补贴（有时亦被称作价格补贴）以及消费环节对消费者的补贴等等。 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途径之一，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鲜明的正外部性特征，但在现实中，常规能源的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并未计入其产品最终的成本核算；相反，可再生能源在产生社会性环境益处的同时，其高额的初始成本却由个别企业承担，从而在市场竞争中，两种外部性效应的鲜明对比使得可再生能源产业往往居于劣势，影响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国家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对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提供政府补贴是必要的。 政府补贴实际上是新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有益补充。新能源价格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价格的激励机制，国家利用价格杠杆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充分地实现激励作用，从而引导资金流向刚起步的新能源产业，鼓励企业投入、参与； 2 价格行为的规范机制，国家通过规制不正当价格行为，从而有效地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