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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不再，贸易不多，关系不错 作者：闻一 来源：《21世纪国际评论》第2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12-29 0:00:00 阅读量：1728次 　　在中苏建交的第二年，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至今已有59年。曾经将中苏两国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同盟”给生活在那个和这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多少礼赞和唏嘘，已经是难以完全说得清楚的事了。那个年代的“同盟”烙有浓重的、挥之不去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结盟的痕迹。当年支撑这个“同盟”的主要支柱是“同志”这个涵义十分明确而又十分含糊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模式。 　　说“同志”这个意识形态明确，是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刚刚革命成功的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大方向志同道合;说这个概念模糊，是因为中苏如何志同道合和怎样的志同道合又是极为不清楚的。所以，在这个模式中，“同志”的概念受三方面的制约，一是受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二是受威严而又笼统的国际主义的制约，三是受苏联经济力量和援助方式的制约。受苏联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就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以苏联的道路为唯一正确的道路，要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受苏联国际主义的制约，就是不得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提上议事日程，万事以苏联的利益为首位，因为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是国际主义的利益;受苏联经济力量和援助方式的制约，就是对因长期战乱和列强长期侵夺而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接受怎样的援助和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这些援助，主动权不在中国，而在苏联。而这在当年，对中国来说，似乎是唯一的选择，是新生中国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大保障。这种“同志”式同盟关系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确帮助过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建设的推进。 　　但是，上述三方面的制约使得接受恩惠的中国常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而在延续了近42年的“同志”式同盟关系中，苏联党的指挥一切，“老子党”的领导，“老大哥”对“小弟弟”的不平等地位，中国政治体制、权力运行方式和经济建设轨道的“苏化”，逐渐成为中国正常前进和发展的阻力。“同志”式的同盟中竟然也渐渐出现了纷争、对抗和裂痕，最后甚至到了公开论战、边界上兵戎相见的地步。所以，事实上，在42年的“同志”式同盟关系中，已经有相当长的岁月同志不再，不再同志。这是当今一些歌颂“同志”式同盟关系、竭力美化这种关系的朋友不大愿意去考虑的。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下的中苏关系是一种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国家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际主义被说成是绝对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被忽略了，被搁置了。在42年的最后岁月中，苏联和中国的国家利益逐渐上升为两国关系的主体，威严而又笼统的国际主义没有经受住时代的考验。公开的理论论战和边界上的兵戎相见都不是为了曾经作为“同志”式同盟关系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而是为了中苏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历史进程表明，绝对的国际主义是没有的，而绝对存在并时刻在国家关系中起作用的却是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中国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进行了艰难的、痛苦的思考，终于得出了“国家关系不能受意识形态制约”的结论，从而也就有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再是同志，俄中之间要建立一种新型国家关系，这便是《中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所确定的两国间的新型关系。 　　这个新型关系的核心有两点，一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二是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因此，这种新型关系就有了新的特点和内涵：其一，它不是“同志”式的盟国关系，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制约。中俄邻居的条件是无法更改的地缘结构，而伙伴和朋友是相邻而居的国家和民族必须求得的生存环境。其二，它不是隶属和服从的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主要基础是国家利益和地区安全，所谋求的是一个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其三，它不是军事同盟，中俄双方都不承担军事义务和负担，它所追求的是政治上、外交上和发展战略上的谅解、协调和支持。 　　在一个新时期中，中俄两国都谋求这样一种新型关系并不是无的放矢。这种新型关系有四个支撑点： 　　一、由于历史、当前政治和国家发展情况诸因素的制约，中俄两国都把发展和改善对美关系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为此，无论在财力、军力、智力上，双方都必须减轻一切可能减轻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负担，集中力量面对现实世界的最大挑战; 　　二、中俄两国都主张“多极世界”，即在这个存在多种力量、多种体制、多种势力、多种发展方向的现实世界里，决定世界发展方向和人类命运前途的大事不能由一个国家说了算，世界不能靠美国一个极来支撑，而要靠多极支撑。中俄两国都愿为世界成为一个多极世界而尽自己的努力; 　　三、一个安定的、稳定的与和谐的发展环境是中俄两国都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