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从“教育官”到“教育家”.docVIP

大学校长：从“教育官”到“教育家” 　　据《广州日报》报道，浙江大学53位校友会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达对新任校长任命的诉求及期望。同时，网上另有一份公开信，反对上级部门调任重庆大学林建华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对此有媒体称，浙江大学校友终于以最温情的方式公开表达内心的意愿，开启了非暴力抗命的历程。随即形成了部分校友、师生与社会热议的联合声明风波。虽然伴随着6月26日浙江大学新校长的任命，联合声明风波已经落下帷幕，但浙江大学校友以联合声明的形式“柔性对抗”却成为网络美谈，有教育界人士甚至称其是“教育史上浓重一笔”。有网友认为，海外校友为浙江大学校长人选进言绝不是“瞎操心”，大学师生和校友应该有自己的发言权。也有舆论认为，这是社会对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及学界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唤。对于此次联合声明风波能否引发“蝴蝶效应”，进而推动高校“去行政化”与校长选拔模式改革，逐步实现大学校长由“专家型”向“服务型”、由“教育官（职务）”向“教育家（职业）”的转变？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期待与探讨的问题。 　　一、浙江大学校友诉求：从提出诉求到参与选拔 　　浙江大学校友联合声明的核心诉求，其实与谁任浙江大学校长无关，而与校长素质和选拔方式密切相关。首先，浙江大学校友希望上级部门委派的新校长具备五项素质：诚实正直、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善于协调；学术成就，院士头衔；学校渊源，深入认识；国际视野，境外学习。有网友认为，对校长要有“院士头衔、学校渊源”的诉求上，浙江大学校友显得有失大气与胸怀。毕竟校长不是家长，无需强求与学校的渊源，而且校长正从“专家型”向“服务型”转变，也不必过于强调学术成就。西方国家大学校长公选并不重视学校渊源与学术成就，哈佛大学校长的职业背景就是五花八门的。浙江大学新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林建华在就职演讲中说，“我一直这样要求自己，校长是个为社会和师生服务的岗位，不一定最有智慧，但一定应当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不是全才，但一定应当豁达乐观、知人善任；校长的使命是努力搭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尽其才，和谐共生”。显然，林建华把校长定位于“服务型”岗位。虽说浙江大学校友对新校长有特殊诉求，而林建华对校长的定位是更有道理的。 　　其次，浙江大学校友以微博的形式公开发布联合声明，表明他们有参与自己母校校长选拔的强烈愿望，而目前在我国大学校长由政府委任的选拔机制中，校友参与母校校长选拔的渠道并不通畅。所以，才有众多媒体所称的“浙江大学校友终于以最温情的方式公开表达内心的意愿，开启了非暴力抗命的历程”。尽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但近年高校行政化一直遭受社会诟病。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曾经说，“我们大学存在的官气多了一些，学气少了一些。这个官气不仅表现在大学干部层面，而且甚至表现在一些做学问的人身上，哪怕即使是某一位学者可能完全没有领导职位，但是不等于说他脑子里面没有官气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舆论希望通过此次浙江大学校友联合声明风波，进而促进政府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就不是没有理由的非理性奢望。 　　二、大学校长素质变迁：从学者化到职业化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认为，自近代以来我国大学校长先后出现过三种类型。其一，从19世纪末到1949年以前的半个多世纪，这期间的大学校长多数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是以专事校长之职为己任的学者化职业校长。其二，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革命干部队伍中的知识分子，陆续被委派到高校担任党委书记或校长。其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任大学校长的基本上是集“研究者与管理者”于一身的“双肩挑”校长。凡是有院士的高校，校长非院士莫属。这些校长一面管理学校，一面又要做研究工作、指导数量众多的研究生。 　　刘道玉先生指出，总体而言，“双肩挑”的学者型校长是这三类校长中的弱势校长。大学校长集“研究者与管理者”于一身，不利于校长身份的确定与职责的明晰。基于此认识，近两年，先有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率先提出，在任内不申请新的科研课题，不招收新研究生的“两不”承诺；后有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表示，在任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的“四不”承诺，把100%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甚至在2013年6月，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方滨兴院士宣布，由于过度透支身体，已经向主管部门提出不再连任校长职务。这些校长的自觉转变，虽然力量微弱，但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预示着大学校长由学者兼职的“双肩挑”时代将融入“职业化”潮流。对此有媒体认为，大学校长不一定是学术权威，校长的行政权力要服务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