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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通胀风险不容低估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22期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31日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加剧，给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增添了新的变数。这让本来就对刺激政策退出犹豫不决的决策者坚定了防范经济下行风险的决心，市场上已在猜测政府即将退出紧缩政策，但当前真正值得担忧的却是越来越严重的通胀风险。 周期因素：增长、工资与流动性 　　尽管今年头四个月的CPI水平仍然相对温和，经济增长、食品价格、工资变化和流动性状况等却无一例外地指向日渐高涨的通胀风险。而迟迟不调整货币政策，最终可能令通胀由风险变成现实。即使CPI不迅速增长，一旦流动性都押到资产市场上，后果恐怕更加堪忧。 第一，中国经济已明显出现过热的症状。中国GDP增长反弹，从2009年二季度就开始了。中国经济首先摆脱增长减速，主要得益于政府雷厉风行的刺激手段。GDP同比增长率从去年一季度的6.2％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11.9％，今年没有人再讨论能不能“保八”的问题。 　　经济专家们对11.9％的增长率是否太高有争论，有的说因为去年基数比较低，今年高一些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对季节性做了调整的环比增速已达到12.2％。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每当GDP增长超过12％，中国经济总会出现一些过热的症状。 　　第二，食品价格上升其实是非常值得担忧的现象。今年4月CPI同比增长2.8％，低于央行对全年3％的预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担心的，但去年10月份CPI还是个负数，现在已接近3％，上升速度非常快。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下去，中国很快将面对非常严重的通胀问题。 　　一些专家指出，4月的通胀主要是带有季节性的食品价格造成的，因此不一定会导致普遍的通胀风险。不过，中国1988年、1994年和2004年的通胀，无一不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开始的。同样，在2007年，“一头猪搅乱了通胀局面”。因此应该高度重视食品价格带来的风险。 　　第三，工资普遍上升可能造成新的通胀压力。去年经济反弹实在是意料之中的，忽然出现民工短缺却在意料之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仅仅看到基础设施项目是资本密集型的，没有想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却是劳动密集型的。去年春节时我们还在担心有多少农民工失去了工作，转眼间就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问题。 　　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直接结果是工资水平大幅上涨。据农业部调查的数据，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4％，远远超过了GDP增长的速度。今年年初，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有的增长幅度甚至超过了20％。工资上升，收入增加，对通胀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流动性十分宽松的状况迄今没有显著改善。我和王勋、华秀萍所做的统计分析表明，决定中国通胀水平的因素，最重要的有两个：过剩流动性和剩余产能。去年流动性非常充裕，但价格没有上升，主要是被剩余产能遏制住了。今年剩余产能已经减少甚至消失，如果过多的流动性不改变，CPI可能高达7.5％。 　　当然，央行其实已在回笼流动性，今年以来存款准备金比例已上调了三次，但对流动性状况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不是非常清楚。不过，央票收益率往下走，确实值得引起重视。今年新增贷款的目标虽然低于去年，但新增贷款即使被控制在7.5万亿元，也已经是通常年份的150％ 结构因素：要素价格与人口转型 　　中国的通胀风险绝不仅仅是个周期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个结构性的现象。随着要素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转型，中国很有可能由经济奇迹走向常规增长。未来经济依然可能保持十分强劲的势头，但增长速度会比现在略低，通货膨胀则会比现在略高。 　　30年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当数重新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中国向自由市场体制的回归极大地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创造了林毅夫等学者所称的“中国奇迹”。30年来，年均GDP增长率保持在10％，这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但中国市场化改革并不彻底。一方面，产品市场几乎已全面放开，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却依然扭曲严重。以资本市场为例，不仅货币币值被低估，同时国内金融抑制也十分严重，与名义GDP的增长潜力相比，无论是贷款利率还是长期国债收益率，均表明资本价格过低。 　　生产成本低估同样发生在土地、资源等要素市场。根据我和陶坤玉的分析，要素市场的扭曲压低了生产成本，相当于给生产者、出口商和投资者提供了变相的补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方面经济增长十分强劲，同时结构性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所幸的是，改革要素市场的努力已经开始。 　　另一个重要的趋势性变化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即劳动力供给逐步由过剩转向短缺。过剩劳动力源源不断地由农村流向城市，也是过去中国生产率快速提高的重要原因。但这一切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城乡工资迅速上升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终结。 　　多数学者认同刘易斯转折点的重要意义，但不同意这一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既然官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