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与海外华商的新发展.docVIP

闽南文化与海外华商的新发展 李鸿阶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文化有着自己的独特内涵和历史诠释。自古以来，为了求得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广大的华侨华人生生不息地向海外拓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闽南文化对海外华商的财富积累和企业发展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闽南文化圈及其受之影响的华人企业家纷纷脱颖而出，他们成为富甲一方又对家乡贡献良多的豪商，构成了海外华商发展一道亮丽的风景。据有关的资料统计，1995年世界华商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有386人，其中属于闽南文化圈的就有215人，人数比例占到2/3。另据2001年《国际华商500家》的资料统计，仅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四国，闽籍华人企业就占到85家，其中属闽南文化圈的占了大部分。因此，深入地研究闽南文化的特性及其对华资企业经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闽南文化的内涵及其历史诠释　　据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研究：闽南文化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上接中原、吴楚，下续台湾、东南亚，其涵盖和影响的范围相当广泛。在笔者看来，闽南文化的精髓在于“敢拼爱赢”的精神。这种文化精髓的形成、提炼升华和进一步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也是闽南文化有别于在原文化和其他闽系文化的一大特色。　　闽南文化属于移民文化。我们知道，闽南人聚居的核心地带，主要在于晋江下游的泉州平原和九龙江下游的漳州平原。从汉晋时期开始，由于战乱及其他原因，出现的两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的“中原动荡、士族入闽”；唐代的大量设县，尤其是王潮、王番知兄弟在福建建立第一个地方性割据政权后，对北方汉民源源不断地入闽定居起到重大的影响。可见，福建汉民社会的形成、发展是与迁徙紧密相联的。随着北方汉民的加速流动和不断的南迁扩展，促进了闽南地区的开发、发展。为了适应颠沛流离和长途跋涉的艰难环境，中原文化在南迁传播过程中，在经历了较为激烈的碰撞、社会变迁和自我扬弃后，虽然已经在闽南地区很快地扎根和成长起来，但其完整程度受到了挑战，已较本土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差异，从而深深地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　　闽南文化有较强的兼融性和开放性。一方面，在汉民的不断南迁和聚合过程中，不同源流、不同时空入迁的汉民在闽南地区显现出了交融性。另一方面，在唐宋元间，泉州港的对外交通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成为世界东方贸易大港，吸引了亚洲、非洲甚至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前来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他们不仅在泉州地区经商、定居，而且传播了伊斯兰教及其文化。因此，在与“蛮獠”、“佘民”等闽越族人、海外民族尤其是阿拉伯人的融合发展中，深受他们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大大推动了伊斯兰家族的发展及其血缘、文化在闽南地区的传播和进一步的扩散。在现存的泉州伊斯兰家庭的族谱中，可以看到他们始祖与汉人同婚的记载。可见，闽南文化是在多种族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这种多元文化的组合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对外开放性。　　闽南文化的表象，深受外来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多重影响，由此形成了闽南人敢于冒险犯禁、勇于进取和积极开拓的人文精神。到了清代，闽南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他们“……避地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尤多”；有些闽南人的族群，向海外移居的族人比居留在本土的人还要多。据《台湾省通志稿》卷2《人民志氏族篇》记载：现在的台湾汉民中，原籍为福建泉州、漳州2府的，约占台湾人口数的70%以上。可以说，闽南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合理延伸，又是接受外来文化和海洋文化熏陶的结果，因此，闽南人比较注重财富的追求和发展。应该说，这种重商主义、注重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务实逐利的进取精神，对海外闽南人的经济理念和企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闽南文化积淀及其对海外华商发展的影响　　我们知道，历史上闽南人大多为生活所迫，在迫不得已时才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求生存谋发展的。因此，他们大多靠白手起家，“赤脚打天下”，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不仅在居住地站稳了脚跟，有的甚至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企业家。闽南人在海外的迅速崛起和取得的巨大成功，除了秉承中华民族的勤奋和节俭持家的优良传统美德外，闽南文化的鲜明特性以及在商业领域所表现出的理财观、致富观、经商道德和创业精神，均对海外华商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善观时变，精于把握机会来发展自己。闽南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善观时变、精于预测，掌握住发展先机，努力地拓展赚钱的机会。因而，能够在异常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借机来发展和壮大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居住在新加坡的闽南人就预感到：经过了战争洗礼，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迫切需要重建家园，必然会出现物资短缺的现象。此外，新加坡作为世界性的贸易转口大港，每天有大批的外国船只在此经过，它们需要各种物资补给，无疑将提供大量的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