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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探索高频考点点睛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 （一）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而站在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因为当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展了一系列宣传维新的活动。主要有：①向皇帝上书。如康有为曾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②著书立说。如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③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如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④办学会。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⑤设学堂。重要的有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等。⑥办报纸。影响最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维新派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主张，制造维新舆论，培养变法骨干，组织革新力量，而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 （二）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维新派的变法维新活动引起封建守旧派和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洋务派的反对，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维新思想发动攻击。于是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首先，要不要变法。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一书中反复强调封建的纲常伦理不可变。而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们提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只有维新变法，革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以图求存和自强。 其次，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守旧派与洋务派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维新派则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了批判。谭嗣同指出：“君末也；民本也。”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君是由民共举出来的，民既可以共举君，也可以共废君。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为实行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根据。他们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即首先要为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争取政治地位，实现君主立宪制度。 最后，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守旧派反对西学，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洋务派虽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坚持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不能触动三纲五常。而维新派则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口号，维新派驳斥道：“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 因为体用是不可分的，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把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如同要让“牛体”产生“马用”一样荒谬。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第一，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第二，论战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第三，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三）百日维新 由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光绪皇帝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救亡图存，并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大权。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是”谕旨，宣布开始变法，在此后的103天中，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其内容主要有： 第一，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