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政治组织.docVIP

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政治组织 中国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前是一个封建集权制国家。自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在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还保留有不同形式的政治组织的形态或者残余。这些不同的政治组织形态或者残余有些显示出相对的独立性，有些则与国家的集权政治组织相结合，以混合的形态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并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中。 从人类政治组织的演化历程来看，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帮队、部落、酋邦和国家形式的政治组织。 鄂伦春族的“乌力楞”具有帮队的性质；哈萨克族的传统社会组织具有部落的性质；珞巴族的社会等级制、彝族的家支制度和奴隶制、景颇族的山官制度、瑶族的“瑶老制”和“石牌制”等具有酋邦的性质；纳西族的社会组织、西双版纳傣族的封建领主制、藏族的封建农奴制、维吾尔地区的封建所有制、蒙古族的封建所有制和盟旗制、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以及满族的八旗制度等都是具有国家整合性质的少数民族自治制度。 1． 帮队形式的政治组织 鄂伦春族的“乌力楞”是帮队形式的政治组织。鄂伦春族居住在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在十七世纪中叶，鄂伦春族社会父系氏族制时期。那时鄂伦春人以狩猎为生，猎捕鹿、犴、狍、水獭、獐、灰鼠等。主要的狩猎工具是扎枪和弓箭。扎枪是木柄安上石制或骨制的枪头，弓用落叶松作弓背，鹿犴筋作弦，箭镞用石制或骨制。饲养猎犬作为猎人的助手，驯鹿帮助猎人负重。除了狩猎以外，捕鱼、采集也是重要的生活来源。 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同一氏族的成员都是一个共同祖先传下来的子孙。一个氏族分为若干个家族，鄂伦春语称为“乌力楞”，意思是子孙们，“乌力楞”由一个男性的几代子孙的各个小家庭组成。每个“乌力楞”包括四、五个至六、七个“仙人柱”(鄂伦春人居住的帐篷)。每个“仙人柱”就是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小家庭。每个“乌力楞”都有一个“塔坦达”，即家族长，他是由“乌力楞”的成员民主选举产生的。“塔坦达”的主要职责是领导“乌力楞”的成员进行生产，安排大家的生活。他必须是一个有组织才能的优秀猎手，有优良的品质、经验和智慧的人物。他主持“乌力楞”会议，讨论决定有关生产和生活的大事。 在“乌力楞”内，重要的生产资料如弓箭、扎枪、滑雪板、桦皮船等，大多是集体力量制造，属全体成员所有。常用的生产工具，按照“塔坦达”的分配，由个人保管使用。驯鹿是“乌力楞”的重要财产，最初时是集中饲养，后来为了利于生产和繁殖，改为分户饲养，所有权仍属“乌力楞”。由于地广人稀，各氏族、“乌力楞”没有明确划分猎场的界线，但都有自己习惯的游猎地区。每个氏族的各个“乌力楞”一般都分布在一个大河流的各个支流之间，沿着一定的山林、河流的线路进行狩猎活动。如果两个狩猎集团在同一猎场相遇，常常联合在一起打猎，或者一方迁往其他猎场。 一个“乌力楞”的成员组成一个游猎集团，由“塔坦达”率领，进行集体狩猎。人们把有野兽的山头包围起来，用“烧荒寻兽’’和哄撵等办法，缩小包围圈，然后用弓箭、扎枪射杀野兽。引诱、伪装也是常用的方法。他们发明鹿哨，吸吮成声，好象公鹿叫鸣，用以吸引母鹿，吹起狍哨可以招引狍子前来。猎人穿着兽皮做的伪装，接近野兽，能够更有效地捕杀猎物。 春、秋两季是捕鱼季节，全体成员在“塔坦达”的领导下，在小河口上“挡筑子”捕鱼。青壮年男子伐木打桩，老人妇女编柳条篱笆，把小河口一道道挡起，安置鱼篓子，游鱼随着流水掉进篓内。他们常常乘桦皮船到河面上，用骨制鱼叉叉鱼。老年妇女率领全“乌力楞”的妇女儿童采集野果、野菜和块根植物。采集物和捕获的鱼类，除用于当时消费之外，还留一部分，由妇女们负责晒干，储藏在皮口袋里，备狩猎欠收时食用。心灵手巧的妇女们加工毛皮有特殊的技能，用狍皮制成结实柔软的衣、裤、被、帽等，供全“乌力楞”成员穿戴。她们还用桦树皮制作盆、碗、盒、箱、水桶等各种日常用具。 帮队形式的“乌力楞”有分享食物的习俗。“乌力楞”中除了“塔坦达”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管理伙食的“吐嘎钦”，出猎时由“吐嘎钦”为猎手们安排吃食；猎获野兽时，在野外升起一个火堆，人们围坐四周，吃烤好的兽肉，每人吃一点，然后传给另一个人；直到半个世纪前，猎获大兽时，就把它煮熟，让全“乌力楞”男女老少一齐来聚餐，无论什么时候猎获野兽，兽头和内脏由“吐嘎钦”煮熟，集合“乌力楞”全体成员共同享用；给神供祭的野兽，也在“乌力楞”范围内共同消费。更突出的事实是，鄂伦春人无论是谁，只要是饿了，可以到素不相识的人家或仓库中去索取食物，主人认为给他食物是自己的义务。 父系家族内小家庭的萌芽，使分配制度从按人平均分配转变为按户平均分配。即不论是兽肉、兽皮还是鱼、野菜、野果，都按“乌力楞”的户数进行平均分配。这种分配办法直至现代还保存着残余形式。一个有五户的“乌力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