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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张晓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所研究员） ? 　　“十三五”时期，我国实际经济总量将接近乃至最终超越美国，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由此将引发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动。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性大国”，正在进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缺少文化内涵和文化发展目标，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标志和关键性支撑。中华民族应该向世界贡献一种“文明的典范”或“典范的文明”，再度成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从这一目标来看，文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日益具有全面引领、境界提升的作用。 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 　　中国正快速崛起为新的全球性国家，由此将在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博弈中引发一系列重要后果。中国影响力在不断增???，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所占比重日益下降，自1815年以来“西方上行，东方下行”的态势正面临历史性转折。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始走出过去20年以“韬光养晦”为基调的“对外战略模糊期”，全球战略意识日益清晰。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快速有序地实现其经济政治全球战略布局，挑战“一超多极”世界格局。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折期，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市场机遇，将在全球文化市场中产生“中国主场效应”，即我国将从“创意进口”、“成品出口”时代走向“创意出口”、“成品进口”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产业“全球化”进程，必会从主要“走出去”转向“走出去”和“走进来”并举，双向交流，甚至是“开发全球文化资源”、“购买全球文化产品”的新时期。全球文化发展将进入“中国主场”新时期。 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九大问题急需解决 　　根据对十三五时期国内外环境的总体分析，本文认为有九个的重大问题急需解决。 1、制定“对外文化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相配套，克服我国全球发展战略中的“文化短板” 　　中国并不是没有一个对外文化战略，本世纪初中国主动推出的“文化走出去”，就是这一战略的雏形。该战略也取得了一定业绩。但毋庸讳言，我国“文化走出去”在实施层面有个与国内文化建设类似的通病：将文化交流活动等同于“外宣”，重视政府的直接推动作用，忽视对民间-民营主体的政策支持；只关心硬件建设，忽略效应评价；只问是否走出国门，不问是否入脑入心；一句话，只关心外延性增长指标，不关心其内涵性的真实影响力。因此，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全球发展战略中的一块“短板”。 　　文化影响力的根本特性就在于“直指人心”，“文化走出去”如果不关心入脑入心，走出去的就肯定不是文化。因此，中国对外文化战略应以赢得域外民心为旨归，简单地说就是要赢得域外民众对中国的好感。 2、提出“可分享价值”，开展价值观对话，克服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价值缺位” 　　如何赢得域外民心，如何赢得域外各阶层人群的好感，这是构建中国对外文化战略时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而赢得人心的根本在于价值观的认同。克服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文化短板”的关键在于克服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价值缺位”。 　　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家或“文明型国家”，就要积极寻求与域外民众共同构建“可分享价值”（shareable value）。“可分享价值”可以形成最广泛的共识，为世界各国以历史资源为依托，通过渠道多样、内容广泛的国际交流而达成新的全球治理框架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这种“可分享价值”的提出可以视为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普世价值”构建，从而成为新一轮全球化主导国家的关键性举措。 　　中国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国或“文明型国家”，其区域或国际政治方面的意义就在于，要使“我的道路”成为“我们的道路”，使“我的理想”成为“我们的理想”，使“我的文化诉求”成为“我们的文化诉求”。简而言之，就是要使“我”成为“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国家的全球经济利益得到更好的实现。 3、提出“文化治理体系”方案，开辟新的改革路径，克服文化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建设”瓶颈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新途径。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呈现出了一条从“办文化”到“管文化”，又从“管文化”到“治理文化”的逻辑路径。 　　我国传统的文化管理体制是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自己办文化的体制，2003年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启动了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但是，管理文化意味着使用一种普遍去差异化的标准、以及行政-中心化的系统来规范和管理文化领域的各种活动，显然这种做法很难有效应对文化领域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应成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