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与程序公正理念林晓君.docVIP

PAGE  论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与程序公正理念 林晓君 释明权亦称“阐明权”、“阐释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当事人进行询问、提醒，要求当事人就案件的法律关系、事实或证据等诉讼事项作出充分且明确的陈述和说明，清晰地表明其观点，提示当事人某一事实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便当事人决定是否实施相应的诉讼行为。目前涉及释明权的著文一般认为，释明权是针对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或者有矛盾，或有不当的诉讼主张和陈述，或者所举的证据材料不够而误以为足够的情形，法官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予以补充，把不当的予以排除、修正。在国外，法官“释明”的概念由来已久，早在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释明的内容，而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释明权可谓一个崭新的概念和制度，直至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证据规定》）才予相应的规定，但其规定依然不尽完善，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著述也并不丰富，而实践中审判人员面对释明时间难定、范围难圈定、方式难采用、程度难把握等实际困难，对释明权存在认识模糊和做法不统一，出现了不履行释明义务和释明不当两种倾向，导致了程序的不公正，破坏了法官的中立性，影响了审判的公正与效率。可见释明权如何正确行使已成为审判实务中的瓶颈问题，亟需对其在司法理念上正确定位和在立法上予以完善。为此，本文尝试从程序公正理念出发，探讨释明权与程序公正理念的辨证关系，由此对法官释明为权利抑或义务进行定性，进而结合我国的审判实践，分析释明权的行使宗旨、范围、方式及行使限制等主要问题，并针对我国存在的与程序公正相悖的问题，对我国构建体现程序公正理念的释明权制度提出一些基本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引发对我国构建完善的释明权制度予以更多的具体思考。 一、释明权与程序公正的关系辨析 （一）两者的辨证关系：对立同一 释明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中特有的概念，最早在德国，随后日本、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也均对释明作出了规定。英美法系的美国在其联邦诉讼规则第16条涉及创立审查会议由法官主导并行使释明权，也应被看作是其接受释明权制度的表现。那么释明权制度何以在两大法系广受欢迎而被普遍采用呢？笔者认为，首要的原因在于其与程序公正理念的关系。程序公正根植于古罗马时代的“自然正义”，近代和现代程序公正理念由此产生并完善于英国法，并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思想形成和展开的。 李祖军：“论程序公正”，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法官在诉讼程序中拥有主导权，而通过释明权的行使，一方面将法官的诉讼指导权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另一方面是对当事人辩论权行使的修订与补充，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当事人的作用与地位，从而以更大程度上的法官中立实现程序公正。而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保障当事人平等行使诉讼权利是程序公正理念最为实质的要求，程序公正被看作程序活动规律和内在要求的价值目标，所以要求法官严格遵守程序公正的各项基本要求。而在诉讼中当事人平等行使权利是通过充分参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过程以达到平等对抗，但由于当事人间专业技能、法律知识、诉讼经验、经济能力等方面的优劣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则劣势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不能向裁判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不能与其他各方展开充分的辩论和对抗，就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正。通过释明对处在弱势的诉讼一方进行力量上的扶持和补偿，一定程度上能够对这种实质上的不公正进行修补。可见，释明权制度之所以在两大诉讼模式中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运用，体现了两大法系程序公正的共同价值目标。 释明权制度的引进是我国吸收借鉴两大诉讼模式的结果。当前，我国审判改革吸收借鉴的应是当事人主义中体现法官中立的做法，同时也需保留职权主义中法官的引导作用，以适应我国审判实践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我国长期实行的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对法官和诉讼参与人的影响根深蒂固，不允许我们完全照搬对抗制诉讼模式，也不在于片面强调弱化法官职权，我们改革的关键是要对法官与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义务进行明确和合理的划分，从而理顺法官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关系。在辩论原则下，弄清案件真实情况取决于当事人辩论权的行使，在法官主导下，在公平合理的限度内，就直接影响诉讼胜败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认识、判断在法庭上向当事人宣示并作出释明，以使双方当事人有机会对此进行相互辩论并与法官进行充分的对话，引导和协助当事人查清事实和适用法律，从而使当事人能够真正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通过确立法官释明权的适度行使，有利于将法官职权的中心放到对诉讼的引导与指挥上来，从而更体现法官中立。可见，释明权制度是对我国诉讼模式的修正和补充。 但相反，如果法官释明不当履行，则与程序公正理念相对立。程序公正常常被与法官中立划上等号，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