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语文(1-10).docVIP

“二”和“两”的故事 从前，有个秀才屡考不中，便在衙门里找了个给县官打伞的差使。他认为自己读过书，当这个差使是大材小用，因此常常长吁短叹。 县官知道后对他说：“你既然有文化，那给我当记账先生吧。” 正巧第二天是县官生日，县里的富豪们送来不少生日礼物。那秀才在帐本上写道：“二条鱼，二头猪，二盒点心……”县官看后说：“你应该写两条鱼，两头猪，两盒点心……”这时，忽然想起有家富豪还没发请贴，就让秀才写一张送去。 秀才在请贴上写道：“两月初两是小县生日，敬请光临。”县官见把“二月初二”写成“两月初两”，生气地道：“你这是同我开玩笑呀，该二不二，该两不两，你还是打伞去吧！” “祸起诗行”与“因诗得福” 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忧乐悲欢，触于景，感于情，发于心，诗歌便应运而生。古人吟诗作赋，原本为人生之一大乐趣，然“方吟半句诗，闯下杀身祸”的事情也委实不少。 历史上的诗祸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乌台诗案”了。1076年，王安石罢相，吴充、王圭继任，苏轼的政敌便以谤讪新政弹劾苏轼。他们从苏诗中断章摘句，指责苏轼“衔怨怀怒”、“包藏祸心”——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被指为讽刺取士制，“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被指为斥责盐政，“根到九原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被指为“有不臣意”。王圭报告皇帝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于是苏轼被系御史台（即乌台）一百多天，被迫写下自供状，检讨自己10年来所作诗文，后被以官抵罪，贬至黄州。为此，诗人悲愤地写下“人生识字忧患始，始名初认便可休”，并发誓要从此与“田父野老相从山间”。 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因诗得祸凡数十起。举人汪景琪著《西征随笔》一书，有“皇帝挥毫不值钱”诗句，被枭首。甚至有个秀才顺口吟了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被杀头。蔡显在《闲闲录》中引古诗“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被处死。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作《一柱楼》诗：“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胡）儿搁半边”，被砍棺戮尸。 “祸起诗行”是专制社会里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悲剧，也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文化政策的缩影。然而因帝王个人的好恶，或因一时诗名较重，也有一些人因诗而侥幸得福。 唐代诗人韩翊写的七绝《寒食》，当时在宫廷中广为传诵。时德宗制诰（起草诏令）缺人，中书省申请圣旨裁定。德宗批曰：“与韩翊。”正巧当时有与韩翊同姓名者任江淮刺史，中书又具二人姓名同进，让皇帝明确人选，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翊。”其实韩诗隐寓讥讽外戚和宦官之意，不知是德宗未谙此味，还是正合其心意，韩翊却因诗获官了。 宋神宗熙宁九年，这一年的中秋夜晚，皓月当空，苏轼与客人在新筑成的超然台上赏月饮酒，欢乐之余，不免有些思念弟弟，这时感慨颇深，即兴写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首。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可见这篇词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一天，神宗问现在外面最流行的曲子词是什么，太监便把这首词抄给了神宗。神宗看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等几句时，深有感触地说：“苏轼终究是爱戴君王的。”于是下诏把远在黄州的苏轼调到离京师比较近的汝州。苏轼因这首词的创作而得以迁往内地，也算是因词得福吧！ “因诗得福”现象虽给人们以调侃、轻松之趣，但其中却隐含了时代文化、政治的重要信息，和“祸起诗行”一样共同印证着封建专制统治者的肆意妄为、非理性，表现出“臣民社会”中个体命运的不可把握，对现代“公民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偶合”趣话 我们在阅读古诗词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偶合，即后人在作诗时无意中写出了与前人诗意相似的现象，正如范仲淹在《对床夜话》中说：“诗人发兴造语，往往不谋而合。”阮阅《诗话总龟》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宋代诗僧惠崇曾写过两句诗：“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当时的读书人都很惊奇，然而这却是偶合了唐人的诗句。惠崇有个师弟向他学诗，学成后就赠诗一首云：“河分岗势司马曙，春人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偷古人句，古人诗句似师兄。”对惠崇作了善意的调侃和揶揄。 偶合现象在古诗中是常见的。庚信写过：“白云岩际出，清月波中上。”杜甫也有诗：“薄云岩际出，孤月浪中翻。”韩愈有诗：“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欧阳修亦云：“今日始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这都是到了“化人为己”的地步了。 一旦诗人发现自己偶合前人诗句后，其态度也不同。 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语》记载，宋代文学家王禹本来学诗白居易，在商州写了一首《春日杂兴》诗：“两株桃杏映篇斜，妆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他的儿子看后说：“杜甫《绝句漫兴》中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的诗句，两首诗语句很相似。”因此劝父亲修改。王禹不但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