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对整个侠文化的发展.docVIP

提要：本文将就中国古代侠文化，主要是早期侠文化与在侠文化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浒传》的一些内在联系即在表现侠共同的反抗性，揭示侠特有的局限性以及以《水浒传》为界侠由超现实性向现实性的转变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通过这些分析来证明《水浒传》对整个侠文化的发展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反抗性 局限性 现实性 在我国，从古至今“侠”一直以一种高大正义潇洒的形象出现世人的面前，侠的行为，侠的思想对整个中华民族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我们将侠的这些行为和思想统称为侠文化。作为经典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与侠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水浒传》开创了我国长篇武侠巨著的先河，它主要描写了一群绿林社会的英雄好汉在当时那个黑白颠倒的社会里除强扶弱，主持正义及招安后的悲惨命运。这些英雄好汉们的生死与共，扶危济困，豪迈洒脱以及他们的偏激嗜杀都符合侠的特点。而作为侠文化历史长河中重要一笔的《水浒传》在受侠文化影响的同时对侠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此下文将就《水浒传》与侠文化的一些联系进行分析。一、反抗性 侠文化很早就在我国出现并流传，但是从古至今侠文化始终都没有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一直受统治者的压制和排斥，其原因就是侠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反抗意识，无论哪朝哪代的统治者是不会容纳这种人的存在。侠由于自身性格决定了他们追求的是随心所欲，无拘无束，任情任性的生活，他们不会接受任何人制定的任何制度的管制，准确地说这些人都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上。 在早期的侠文化中，侠都有较强的独立性格，像朱家、郭解这样名重一时的大侠，朱家隐匿了那些为统治阶级所不容的江湖亡命的豪侠之士，公然与朝廷作对；郭解少年时就杀人无数，窝藏亡命之徒，甚至自铸铜钱，无视官府的存在，他的势力日益庞大，以至于使统治者感到恐慌，终于找了个理由把他给杀掉了。“侠的勇敢无畏、冒险精神出于对社会不平的愤怒以及个人的血性和良知，其行为不具备任何追求功名利禄的企图，相反还带有反抗社会的因素。”[1] 同样，《水浒传》也是如此，梁山好汉中的多数人在上山之前多半都是地方的豪侠之士，他们过着“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生活，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才是他们最热衷追求的生活境界，比如景阳冈前的武松不顾店家的劝阻大醉之下打死了老虎，为了躲避官司而出家的鲁智深仍然嗜酒成性，又如整日自由游弋于江河湖海与鱼虾做伴的张顺和阮氏三兄弟，李逵整日横行霸道目无法纪。在我们看来他们这些人的生活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但是当时的社会，统治者腐败无能，当时的皇帝宋徽宗昏庸无能，受奸臣蒙蔽，百姓生活痛苦不堪，这些社会现象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了这些人的生活。普通百姓门可以逆来顺受，但是他们不可以，因为他们是侠，自由独立无拘无束，不向任何势力低头是侠最本质最可贵的精神。只有保持这样的精神才能保证他们人格的独立，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无愧于侠的称号，所以他们采取的是反抗，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武松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为了替武大郎报仇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在替兄报仇后，被刺配孟州牢狱，在那里武松受施恩情，醉打蒋门神夺快活林以谢之。后遭张都监陷害被刺配恩州，在飞云浦因公人预害武松，被武松杀之。在知道自己受诬是蒋门神与张团练勾结张都监一手策划后，武松迁回孟州城，在都监府劈倒张都监家眷、仆役十多人后到鸳鸯楼上。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在楼上饮酒欢笑庆祝成功，忽然见武松上楼顿时战战兢兢。武松二话不说，举刀就砍。不多时，便将几个恶人变做刀下鬼。武松蘸血，并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字后出城，落发换服远避他乡。可以看出武松为了报仇而采取了自己认为可行的办法即杀人，在杀人之后还在墙上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在他看来这一切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负面影响，甚至有点引以为荣的味道，这一切都是侠的反抗意识的表现。而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里十分常见。 无论是早期的侠文化还是《水浒传》所创造的侠形象都具有极强的反抗意识，而创造这些侠的作者的目的无非是想借侠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由于当时社会有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所以这些侠也具有极强的反抗意识，同时也迎合了大众的心理。二、局限性 侠也有自己特定的局限性。人人都说“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2]，“冤仇若不分明报，枉做人间大丈夫”[3]，仿佛报恩复仇成了一代一代豪侠们的特定的行为准则，在早期的侠文化中“朱亥是市井屠者，因为受信陵君的知遇之恩，便为他慷慨杀人，从容捐生；谢小娥弱质女流，为了替父亲、丈夫报仇，隐姓埋名，忍辱负重”[4]等等。好像一代代豪侠们都在忙碌着这些事情。如果说是纯粹意义上的报恩复仇也并无大碍，但是往往豪侠们在报恩复仇这行为准则上的具体标准又有所不同，像《水浒传》中，李逵动辄就要抡起两把大板斧，大叫着要杀向京城，砍了狗皇帝，夺了皇帝的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