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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抗战应挤掉国军官方战报中的水分 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势必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极大困扰。两岸档案馆现存抗战时期国军档案，如战斗详报、作战总结等，数量巨大，需要历史研究者细心鉴别，勿因出自官方档案而不加辨析、盲目采信。 国军高层日记中的抗战：日军撤退被报成胜仗 更难得的是，张的一些表述相当坦率，比如他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 薛岳称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日军五万余 遭同僚笑斥 军委会与会诸人之所以“均笑斥之”，是因为薛岳所报敌我伤亡人数及敌我伤亡比例实在“过于虚妄”。据一般观察，抗战时期敌我之战力，大致是“敌一师可抵我六师”，以这样悬殊的战力对比，显然不大可能以我军伤亡二万九千余的代价，取得毙伤敌军五万余的辉煌战绩。 蒋介石估日军伤亡放大十倍 估己方伤亡缩小十倍 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发布开战以来日军战死59098人，蒋推断其实际战死者当在59万人以上。当1940年2月日方广播声称在广西击毙国军8000人的战绩，蒋则推断国军死亡“并不过千，损失必不甚大”。不知蒋的这一折算比例有何依据，是否意味着中国方面对外公布的伤亡人数，亦有这么大的“水分”。 中日战争中，为了克敌致胜，双方都重视宣传，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官方对外公布的战讯战报，报纸杂志为鼓舞民心士气而发表的言论，固均含有宣传的意味，即使军队内部的作战报告亦有虚假成分。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势必给后来的战史研究带来极大困扰。两岸档案馆现存抗战时期国军档案，如战斗详报、作战总结等，数量巨大，需要研究者细心鉴别，勿因出自官方档案而不加辨析、盲目采信。相对而言，日记、书信之类私密性史料，不涉公开宣传，虽不乏预为后人阅读而作秀者，多数则是为自己记事抒情备忘而作，无意公开，故可信度较高。任何历史研究，均有必要将各种相关文献比勘互证，本篇读史札记着意强调日记史料对国军军事史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希望引起学界对战争文献因“宣传”所产生的问题以及私密性日记所呈现的若干特质和面相有所关注和审视。 国军高层日记中的抗战：日军撤退被报成胜仗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学界有关抗战时期政治、外交乃至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可观的推进，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日趋客观公允。相对而言，有关抗战本身的军事史研究略显滞后，如对正面战场的探讨，还偏重于各次战役敌我双方攻守进退的过程描述，而对军队的组织形态、指挥运作、战略战术、作战能力、教育训练、官兵人事，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士兵的招募与兵营生活，以及战地和后方的党政军民关系等，深入系统的实证探讨尚不多见。史实方面，尚有一些基本的面相模糊不清。资料方面，有些常见的、重要的史料亦未为学界充分利用。 最近接连阅读了三部国军高层人士的抗战日记。三人分别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1]三人的日记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即已公开出版，然而学界关注者似不多。三人日记的共同特点是记事翔实、坦诚，不仅详细记录了自己的经历、见闻和心得，还记录了交往人群的言论与见解。三部日记中，两部是手稿影印本，字迹极其潦草难以辨认，显示作者下笔时未曾顾及他者和后来人的阅读。因阅读手稿本的“不快”，笔者在数年前虽多次检视，但每次都未能耐心通览。此次下定决心才将其通读完毕。三人在抗战时期的职务，分别代表了国军最高作战指挥部、最高军法执行机构和战争前线的高级将领。与其他“局外”史料不同的是，三部日记可视作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军界内情与详情。本文是在读完三部日记之后所作的一篇读史札记，主要选取战时国军较具普遍性而尚未为学界关注或关注不够的若干面相有所呈现，有所补充，并非一篇全面论述抗战时期国军特质的论文。[2] 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 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在战争快结束时，我首次负责发动重大规模的攻势，可惜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大多数海内外的同胞认为，我们以劣质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