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至今产业化电影的艰难起步上大电影学考研复习资料.docVIP

90年代至今产业化电影的艰难起步 2005-06-21 1993前后:长影的发行账本 早期长影拍电影，成本都不高，上世纪80年代，一部普通电影的成本只有二三十万到五六十万元，所谓的大制作也就一百多万元。“演员拿工资，每天补助才1.5元，导演也靠工资和少量奖金。”1987年开始编剧才有编辑费，一部影片约400元，占稿费的15%。所以人工成本很低。早期电影在摄影棚拍摄多，一旦出外景，“各地单位高兴得不得了，觉得给他们做宣传，也觉得电影很神圣，根本没有收费的概念”。1970年进长影、在总编室做了18年剧本工作的吕文玉见证了长影由盛而衰的变化，他在1989年到1998年任长影宣传发行处处长的职务更是从发行上为制度变迁做了注解。 “中国电影改革是从发行开始的。1992、1993年，国家广电部实行的电影改革，就是从发行入手，从1993年以后，中国电影直到现在都在低谷里徘徊。”1993年底，吕文玉在重庆搞影片《重庆谈判》的新闻发布会，请了全国各大发行公司和主要媒体，那时大家开始风传，“电影市场要改革了”，每个单位都开始意识到变化即将产生。 在1993年以前，全国各大电影厂拍完片子后，统一交给中影公司。中影公司拿到片子，定期召集各省电影公司举行看片会，公司老总看完片子就报拷贝数，定下自己省份需要多少。中影向长影下拷贝单子，然后两者结账。“那时候江苏是电影消费的大省，占到全国1/10强。他们订一个拷贝，就意味着全国将订十个。”于是对电影公司来说，开看片会要盯住江苏省电影公司总经理杨庆风的表情。长影后期票房好的片子《新中国第一大案》，光是江苏省就订了32个拷贝，全国订了300多个，“打败了当时同期上档的一部美国大片”。 吕文玉说，1993年发行改革之前，长影到达了一个巅峰。“一年拍20至30部影片，平均每部片子能卖出150至200个拷贝”，一个拷贝的固定卖价是10500元，所以“那时候影片票房的好坏，不在价格上体现，而在拷贝数量上体现”。每年中影公司先给长影每部片子70万元，作为一年买拷贝的资金，年底结账，多退少补。那些年，长影卖座的片子，比如《镖王》，拷贝卖到五六百个，也出现过《天鼓》这样的零拷贝片子，拍出来没有电影公司要。但是对于导演个人来说，并不承担责任，“当时的思想是，这是厂里的决策失误”。因为剧本首先获得厂里通过，党委讨论后再指派创作班子，如果几个导演同时看中一个片子，也可以竞争，让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导演拍片成功与否，从经济上来说，只是少量奖金的不同。 突然而至的改革让习惯了集体指示的电影人措手不及。“用我们的话来说”，愿望是好的，但是“跑道还没有建好，飞机就降落了”。发行按照上面的要求“打破中影公司的垄断”，当时的17家电影厂的17家发行处的人，被抛向市场去推销片子，“每天在空中飞，经常能碰到”。长影当时的宣传发行处处长吕文玉说，“我们厂就西藏没去，那还是因为西藏电影公司有在长影训练班呆过的人，关系比较好”。于是各省电影公司一下子牛了起来，被各厂发行科的人抢着请吃饭，“当年电影公司也是国有的，赔或挣也无所谓，朋友找关系来了，就进这个厂的片子，即使亏了，下个片子再补回来”。 为了保证电影院如实上报票房，长影厂组织了30多人的队伍，到全国各省的影院售票处，“下雨天打着伞在旁边看”。但是“那时没有电脑联网，有些影院楼下是大厅，楼上设小厅，瞒报票房”。 中影公司仍然垄断外国片的进口权，好的进口片被中影优先筛选了。1995年长影取得了进口片《未来水世界》的发行权，票房达到3400万元，长影得到利润1000多万元。收入按照制作方、发行方、放映方三家平分的方式分配。发行美国大片，长影尝到了甜头，也跟着美国的规则转了一回。吕文玉回忆道，“每天下午17点，各影院的票房传真到我这里，每天有几十厘米厚，我在18点前传到中影公司，中影再传给美国，规规矩矩”。而接下来的片子，“很少有个好票房了”。 四大国营制片厂的“殊途同归” 80年代的辉煌和现在相比，很多西影人都有深刻印象的一个变化是:80年代各地的导演都是纷纷来到西安拍片，而到了90年代不仅成名的第五代导演远离开了西部，西影厂的自己人也出门“北漂”。今天在电影界大名鼎鼎的顾长卫、滕文骥、黄建新、米家庆、何平都曾经是西影人，他们现在都生活在北京。 日子不好过是现代所有国营制片厂的共同处境。长影厂厂长赵国光曾经回忆到，“1997年上任时，长影亏损很严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办社会使长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赵国光说，“长影最多时有职工3000人，其中一半离退休。长影有自己的托儿所、派出所、卫生所、车队、学校，甚至消防队，除了火葬场没有，一应俱全。拍电影是赔的多赚的少，到1997年，长影亏损总额达3000万元。我当时算了笔账，如此发展下去，长影到1998年冬天就维持不下去了。冬天要支付一大笔取暖费，一万吨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