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发展与前瞻】新进展.docVIP

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的经济地理效应分析 李 红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 [摘 要] 在经济一体化深度推进之同时，中国与东盟国际文化合作也快速拓展，重塑着区域经济地理。从国际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及文化产业国际合作等三层面与双边和多边方面分析，可将进程分为1991-2000年的奠基与2001年至今的制度化合作等两个阶段。前期的多份双边文化合作协议为区域经济交流提供了动力后期双方的文化合作日趋常态化，主要表现为东盟与中国“10+1”、东亚“10+3”以及世界舞台等层面的多边合作，同时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相交织。尽管双方文化合作加快，但主要文化产品贸易尚低，整体上处于初级阶段。区域文化合作的作用力方面，呈现出政府主导、经济推动、网状关联、空间集中等特征，并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泛珠三角、泛北部湾及环北部湾等地缘空间，服务业与文化创意等产业之间及人员交往、社会民间交流等方面产生初步的经济地理效应，催生多个地缘文化经济区。文化合作不仅为国际交流奠定民间基础与制度保障，通过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推动着经济一体化，且产生产业集聚、规模和范围经济、知识创新与溢出等空间经济效应，对文艺人力资本的共享、文化资本的培养与积累、要素的国际流动与集聚、产品与服务贸易、产业的集群与国际合作以及网络状分工与空间结构的演进等均具有正外部性。 [关键词] 中国；东盟；文化合作；地缘经济区；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国际文化合作研究值得关注 中国—东盟的贸易从1991年双方建立对话伙伴关系时的84亿美元，2002年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时的548亿美元，增长到的4001亿美元，每十年增长近7倍，年均增速为20.2%。 2009年东盟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额跃居其贸易伙伴之首，占11.6%。2011年以来，东盟继欧盟、美国之后，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际文化合作，根据《国际社会科学词典》的解释，是指推动知识、技能、艺术和信息跨国界传播的公共和私人、国家以及国际方面的努力。国际文化合作的主体曾被狭窄地限制在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各种地区组织）层面，不过，二次大战后各国竞相利用文化资源作为外交政策工具，将国际文化合作作为他们处理发展问题的手段，因此，除国际组织外，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文化合作主体还包括各国政府及其组织，以及商业、宗教、职业机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14届会议通过的《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第3条指出：“国际文化合作的范围应包括有关教育、科学和文化的智力的和创造的活动的所有方面”，1988年又将“通讯”增列其中。而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对包括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及投资的推动，今天，几乎每一份国际文化合作协议的条文不仅含有文化、艺术、信息、人员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内容，还包括文化贸易、创意产业等文化经济合作，可以说，战后发展起来的国际文化合作，在主体、范围与内容方面已大大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文化交流，增加了更多贸易、产业及政策成分。特别地，为保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UNESCO甚而出台与WTO相关协议相制衡的宣言与公约，由此引发国际上新的研究热点。 就中国而言，历年《中国文化年鉴》显示对外文化合作不仅数量逐年增多，对象涉及所有邦交国，形式也逐渐多样化。据不完全统计，至“十一五”期末，中国已同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上千个文化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其中，仅2005年就与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10国在内的25个国家签署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交流计划、互设文化中心的协议与备忘录等，尚不包括在科技、教育、旅游等等领域以及在联合公报或联合申明文件中的大量文化合作内容；东盟成为与中国签署文化交流与合作官方文件的第一个区域组织，双方文化合作涉及有形和无形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及文化企业和创意产业、艺术和文化管理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产品开发和文化市场营销等产业领域的合作。 尽管二战后国际文化合作的作用日益突显，但相对于“国际文化交流”而言，“国际文化合作”在国内学界的使用频率仍偏低，研究成果不多。就地区位置邻近或地体毗连的地缘经济区（陈才, 2002），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合作而言，早前的研究侧重从历史事件着手，阐析双边文化交流的背景、现状及传播影响等，如王介南（1993）、孔远志（1998）等等；近期的研究则基于地缘、人缘与亲缘关系等探讨中国与东盟文化产业合作的优势、问题、特点及途径，如施惟达等（2006）、韩伽伽（2011）等等，包括每年广西与云南等地文化蓝皮书（或发展报告）关于当地与东盟发展文化产业合作的众多分析。只有少数研究从较为综合的层面分析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文化产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