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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兼代理人的偏私性激励及其制度化 　　摘要：大多数激励机制文献假设激励机制是具有合法权益的委托人设计制订的。但现实中的激励机制往往是代理链中委托人兼代理人设计制订的。委托人兼代理人身兼双重身份，目标既不同于最终委托人，也不同于最终代理人。他们的一个重要激励目标是下属的忠诚与报效。而公共部门官员有更大选择空间将个人目标掺入激励机制，也更加偏重个人忠诚。对个人忠诚的激励与对绩效的激励方式不同，需要偏私、不完全透明也不绝对守信，并利用一些技巧有差别地分配资源。偏私性激励对制度演化有两个重要影响：一是形成依赖―庇护网络；二是促进集权化，官僚机器在收放循环中锯齿形扩张。偏私性激励对组织绩效负面影响大于正面作用。 　　关键词：委托―代理；偏私性激励；依赖―庇护网络；集权化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 　　一、引言 　　绝大多数研究委托―代理理论及激励机制设计的文献，均存在如下两个暗含的假设： 　　假设1：委托人具有合理合法的权益，代理人则是狡诈的机会主义者，需要绞尽脑汁地加以防范。作为企业的最终委托人，提供资本的企业所有者理所当然可以驱使企业实现任何他愿意追求的目标。作为国家最终委托人，全体人民拥有国家的合法权益更是无可争议的公理。由于委托人的权益是理所当然的，尽管这种权益有时不能充分地实现，甚至会受到侵害，委托人无论追求的是什么目标，都是合理的，即使是非理性的，也是他自己的事，无需他人操心，他人也无权干预。他人强行干预，不仅侵犯了合法权益人的自由选择权，还可能产生预料之外的恶果。 　　假设2：激励机制的设计者、制订者即激励者是委托人，针对的被激励者是代理人。具体设计者是委托人聘请的“专家”，也是在委托人的有效监督下进行设计。更重要的是，所设计的激励机制是否被采纳并付诸实施，是由委托人决定的。因此，激励机制会尽人力之所能地体现委托人的利益。尽管由于信息不完备、有限理性等问题，激励机制可能并不完善，方法不完全合理，结果不尽如人意，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技术性的”，而非“动力性的”，或者说“动机是好的”。 　　有了这两个假设，激励者所追求的目标就成了既定的、外生的因素，并常常在分析中简化为组织绩效最大化，或更具可操作性的指标，如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等。当然，也有一些文献考虑了委托人和激励者的目标问题。如一些文献，特别是有关公共部门激励问题的文献，考虑了具有不同目标的多个委托人的情况，由于这些委托人的利益不一致，激励目标是异质的，因而难以设计出同时满足所有委托人目标的激励机制，但此类分析通常是至此而止，将激励目标的形成归结为政治问题，交付给政治过程，便不再做进一步的学术性分析[1]。还有一些文献，考虑了委托人有多重目标，从而被激励者承担多重任务的情况。但无论目标是什么，任务有多少，都是理所当然应该去追求的，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更好地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完成这些任务，在这些目标和任务间如何合理地配置资源和努力，以提高组织绩效，实现激励者利益的最大化。另外，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些文献研究了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特别是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问题[2]-[4]。 　　但是，激励机制是谁设计制订的？激励机制设计制订者的利益、目标、动机和行为的不同会产生什么影响，并未引起研究者们足够的关注。研究者们大都自然而然地站在了激励机制设计制订者的立场上，追寻的是如何更好地实现激励者的目标。警惕地关注的是被激励者的行为，考虑的是如何更有效地进行激励。当然，很多文献也考虑了被激励者的利益和目标，但其目的是有针对性地设计不同激励机制，采取不同激励方式，以便更好地实现激励者的目标。基本上看不到站在被激励者立场上，为被激励者的利益考虑，研究被激励者更愿意采取何种激励机制的文献。 　　在现实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激励机制往往不是最终委托人设计制订的，而是代理链中的某个或某些委托人兼代理人设计制订的。身处一个代理链中，面对上级委托人，他是代理人；面对下级代理人，他是委托人。在大型组织中，整个庞大的官僚（科层制）机器中每一层级都是上一级的代理人，下一级的委托人。每一层级政府机构内部的激励机制，都是在本机构领导者主持下设计制订的。 　　众所周知，在通常情况下，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他们追求着不同的目标。身兼委托人和代理人双重身份，具有双重人格的激励者，其目标既不同于最终委托人，也不同于最终代理人。而是面对上级委托人和面对下级代理人时，显现不同身份、不同动机和行为。面对下级，他是激励者；面对上级，他是被激励者。作为委托人，他具有激励下级代理人的动机。作为代理人，他有针对上级的机会主义动机。按照经济人假设，他会用狡诈的眼神瞄着上级，时刻想着欺骗上级；同时以严厉的目光盯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