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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星：社区运动的“社区性”——对现行社区运动理论的回应与补充 /Item.aspx?id=30959 作者：黄晓星 来源：《社会学研究》责任编辑：于中海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09日 提要：在国家强控制、组织发育不良的背景下，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对社区运动解释式微，社区性成为影响社区运动产生与维系的核心变量。空间、人口、组织三个社区性要素循环互动，促成或抑制了社区运动，同时形塑了程度不一的社区共同体(社区认同感)。内在的社区居民共同体与外在的社会(控制)结构两个社区性维度的互动解释了社区运动的发生与走向。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对社区性要素和维度的合理安排与调整，改变政府与居民零和博弈的关系，才能营造出合作、共赢的社区治理局面。 　　关键词：社区运动;空间性;人口;组织博弈;社区性 　　*感谢王宁教授、黎熙元教授、王春光研究员、张杨波师兄以及消费社会学同门和好朋友唐亮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在论文成稿过程中，徐盈艳给与了充分支持，对论文的框架及行文有重要的贡献，特此感谢。本文可能出现的责任由本人承担。 　　冬日的早晨，Z 市信访室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是以业委会主任为首的15名南新花苑①的居民，要求为社区新聘的物业公司备案。②为什么要来这么多人呢?业委会主任陈志强说：“你看那些单个人上访的，就很难排到号接待了，但我们很快就可以轮到，因为我们是群访，性质不一样。”这话不禁让我想起在社区田野的两年多时间里，集体诉讼、上访、与物业公司冲突等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给街道、居委会、物业公司、住建办等相关部门造成了很大压力。 　　果然，约半个小时后，一名工作人员径直走向陈志强，紧锁着眉头问：“上次不是已经给你们解决了么?怎么又拉了一帮人来?”陈志强回答：“这次问题不一样，你看这个……”说着把事先准备好的资料及诉求申请递了过去，①工作人员翻了两页后不耐烦地说：“这个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得找个领导。”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出来喊号，把陈志强等5人带进了信访室。② 　　上访结果令他们感到意外，管理小区1年多的的嘉园物业公司居然未在房管局备案。他们来到某餐厅与正在等待的记者及其他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共同商议如何利用媒体将此事曝光，促使政府合理解决，完善基层治理相关制度。借助媒体、寻求外援是南新花苑居民所熟悉的运动策略。(田野记录，2010年1月12日) 　　近10多年来，在城市社区管理领域，物业公司、业委会、业主、政府等各方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社区运动此起彼伏，已经成为国内不可忽略的社会现象，从而掀起了社区运动研究的高潮。当前国内社区运动研究主要有三个路径。 　　一是将社区运动作为因变量置于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情境中。社区运动出现于非集权化的经济改革之后，国家从社会中退出(王达伟、景天魁，2001)，甚至在经济改革的压力下会进一步推行改革，建立与社会的良性关系(Jessop，1990;Migdal，2001;Oksenberg ，2001;Perry Wong，1985;White ，1993;库利克、段合珊，2002;邓正来，1998，2002;郁建兴、吴宇，2003;祝灵君，2004)。国家的退出使其对社会的纵向控制被削弱，促使了抗议活动的产生(皮文、克劳沃德，2002;Zhao，1997)。按照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模型(McAdam，1982)，外部的政治机会、内在的组织和认知的解放是社会运动的核心因素。首先，在社会层面上，认知解放是否出现了?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下一步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对于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中央政府尚没有明确的表达和安排，社会精英对该问题也存在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公民未能形成一种政治控制松动的普遍共识，更难以有意识地把握这种政治机会。其次，在政府刻意控制和“维稳”的思路下，比社区更具有天然组织优势的地方(如工会、行会等利益集团)并没有出现急剧增加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①社区运动的出现和发展应有更为深刻的原因。第三，在政治机会出现这个共同的结构性背景下，社区运动呈现出了高度的异质性，从环境保护到物业纠纷，并不存在某一解释能够将其全部涵盖。就当下整体的政治制度改革与变迁的事实而言，政治过程理论没有太大偏差，然而将其作为一个核心的理论来解释社区运动却有所欠缺。有鉴于此，本文倾向于将政治环境作为社区运动的结构背景来看待。 　　二是将社区运动作为自变量来分析。社区运动成为公民社会生产的重要途径，表现为中产阶级的生产、公民权的生产等(沈原，2007;王星，2008;夏建中，2003)。这类似于葛兰西笔下的“公民社会”(葛兰西，2000)的生产，强调存在于国家、市场之外的组织。该路径更多注重国家合法框架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等，忽略了其他社区非正式组织，但这些非正式组织恰好更加体现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