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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桢明代印象考论 孙小力 所谓“杨维桢明代印象”，是从明人有关杨维桢的各种传说和评论中得出 的。杨维桢病逝于明初洪武三年(1370)五月，明人对他的议论，几乎都在他死 后。按理来说，“盖棺论定”，对于已逝之人的评判，应该可以较为客观、公正和 肯定。但是事实上，后人对于前人的评判，常常是多变的。借用一句现今人们 常说的话“所有的古代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对于古代文人的评判，总也避免不 了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莫衷一是的局面，有关杨维桢的评价在这方 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对杨维桢及其诗文的评价，早在元末明初，就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说法，褒 之者称之为“文章巨公”，贬之者斥之为“文狐”、“文妖”。’至于后世各种评论， 不管是对于杨维桢人品的议论，还是对其诗文的评价，也常常表现出多样乃至 相反的观点。这样颇为极端的评价集中于同一个人身上，正说明铁崖本人及 其诗文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当然其中也难免掺杂各个时代文学思潮的影响，或 者评论者的个人好恶。对于这样的历史现象，简单地说好道坏无济于事，我们 不妨将有关的评论认真梳理一遍，从中探究之所以产生如此现象的真正原因。 作为一个个案的分析，对于今天各种文献资料的审视、选择和利用，乃至如何 看待历史上有关文学家的议论和评价，也能有所借鉴和启迪。 一、“文豪与“文妖 或褒或贬，对于杨维桢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不仅出现于其身前，也在其 死后。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杨维桢病逝不久，宋濂与王彝的完全相反的评价。 1．宋濂的褒奖 明洪武三年，宋濂为杨维桢撰写的墓志铭，集中反映了杨维桢的生平、性 格、诗文成就，以及当时的一系列好评。文中称杨维桢当时影响之大，导致吴 越子弟多追随于门下；主领风骚历时之长，从元代中叶一直延续到明初；称其 为人豁达，尤其对于青年人，常常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因此以“宽厚长者”闻名 于世；谓其文章有先秦两汉风格，其诗歌成就更为突出，足以与盛唐诗人媲美， 孙小力89 堪称元季“文章巨公”、“文中之雄”1。 2．王彝和黄容的贬斥 明洪武三年冬十一月，即杨维桢谢世半年之后，嘉定画师周孟容给离京返 乡不久的王彝送来画册，请他撰写序文。王彝遂发表议论说： 余观帙中有自号铁崖先生者，是为会稽杨廉夫。其为人若秋潭 老蛟，怪颧异颡，目光有棱，其狡狯变化，发诸胸中，则千奇万诡，动 成文章。(周)孟容所写，盖得其混迹斯世、与时低昂；为文场滑稽之 雄，异于世之知铁崖者。(《王徵士集》卷二《聚英图序》) 此画册所绘，皆当代名士肖像。王彝此文除了赞赏周孟容画技，重点在于 评论位列画册前面的三个人，依次为：杨维桢、王袢(翰林待制)、张孟兼(太常 丞)。王彝为画册取名“聚英图”，但是对其中人物，并不都以“英杰”看待。他 对王神、张孟兼大加赞赏，对杨维桢则尽皆贬词。序文最后还说，对杨维桢的 评判，他是“论定于既往”，可见杨维桢数月之前已归道山，他并非不知情。对 于已逝之人仍然不依不饶地抨击，似乎有违儒家“恕”的原则，由此可见对杨维 桢的怨恨情绪积蓄已久。 目前所知王彝对于杨维桢的抨击，不止一次，最为著名的，还是那篇《文 妖》： 天下之所谓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又有过于狐 者。……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余观杨之文，以淫辞怪语 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顾乃柔曼倾衍，黛绿朱白，而狡狯 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妇，则宜乎世之男子者之惑之也。余故 日：会稽杨维桢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于杀人之身，而文 之妖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以为斯文祸非浅小，文而 可妖哉?(《王徵士集》卷三《文妖》) 文中对杨维桢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指其文章，风格怪诞，内容有害；二 是指其为人，狡狯多变，蛊惑青年。《文妖》一文的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确考， 但从文中内容及语气推测，应该是在元末，即杨维桢活跃于松江一带的时候。 结合《聚英图序》来看，王彝对于杨维桢的看法，一直到杨维桢死后都没有改变。 杨维桢的文章，是否真像王彝指责的那样，是“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 实，浊乱先圣之道”呢?对此，清代的四库馆臣持有异议。在四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