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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域下的义和团形象 不同主体：中国人 外国人底层平民 普通洋人义和团团民 传道士官僚朝廷 联军士兵统帅学家学者 学家学者…… …… 视角 阶级立场 义和团团民揭帖、告白书信碑文诗歌咒语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仲芳氏《庚子记事》“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义和拳“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既悬‘保清灭洋’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 慈禧上谕 “……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 “迩来近畿一带乡民练习拳勇，良莠错出，深恐别滋事端，叠经谕令京外各衙门严行禁止。近闻拳民中多有游勇会匪混迹其间，借端肆扰，甚至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似此暋不畏法，其与乱民何异？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成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钦此。” 从上谕对义和团的称呼变化，大致可以看出慈禧对义和团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　　使馆卫队入京前：主要是“拳匪”、“乱民”（镇压义和团，消除列强干涉的借口）。　　使馆卫队入京后：6月3日，称为“朝廷赤子”（被列强的举动所刺激，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义和团的镇压）。?　　战争临爆发前：又称为“拳匪”（镇压义和团，极力避免战争）。　　战争爆发后：主要称为“义民”，但在给驻外使节的电文中仍称为“乱民”，并说朝廷不是不想剿灭这些“乱民”，而是有苦衷（暂时利用义和团抵抗侵略，但同时又极力向列强求和）。　　战争失败后：又称为“拳匪”（镇压义和团，取悦列强）。? ?1924年9月3日 《向导》周刊 “义和团问题专辑” 陈独秀的《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 彭述之的《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 蔡和森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 张太雷《列宁与义和团》 重评“义和团运动” 《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 观念一：义和团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 “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他们指责义和团号召扶清灭洋及依托神权是顽旧迷信，他们忘记了今日的中国仍旧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权这三样东方的精神文化支配着。” “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 观念二： “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义和团事件，无论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责任，不当推在义和团少数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压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数人义和团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无上的耻辱了！” 《克林德碑》陳獨秀 一九一八年 陈独秀：义和团是中国传统的神权迷信的产物，“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 胡适：“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现在亦大出力颂扬拳匪。……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 宣扬科学民主（1918）——强调反帝爱国（1924） 沙夫（美） 哈林顿（英） 美国矿业工程师 查尔斯·戴维斯·詹姆森的叙述 普特南·威尔（英） 《庚子使馆被围记》 转过前巷，见当面为一高墙，其人跳上窗户，缘柱而上，予等放枪击之，忽闻软弱之哼声，旋有巨声随之，见彼已堕于地，鲜血迸流，死矣。此人非兵，乃一拳民，身穿红布长衫，周围以蓝布缘之，头顶红帽，腰系以蓝色之弹药袋，内装马梯垒子弹。予等见之甚以为奇，彼拳民非不信弹药者乎，何以自带之耶？ 殉难传道士 瓦德西 《拳乱笔记》 “至于华人方面，对于此种处决死刑之事，很少印象，此地人士盖已养成习惯，对于一条人命不甚加以重视。中国行刑之时，大概多在城中很窄的地方，亦不举行何种仪式，常有许多本地居民前往观看行刑，而其他偶经其侧之人，更复泰然来往（不以为奇）。我们所最不能了解者，即素称怯懦之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