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格致书院及其教育创新.docVIP

蒙泉的博客 /wsgwz99 /s/blog_631eb1860100ga6e.html 上海格致书院及其教育创新（一） (2009-11-26 23:55:38) 转载▼ 标签： 分类： 上海格致书院及其教育创新（一） ? ??? 上海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一个新型的教育机构，自其倡议筹建到停办，历时达四十年（1873—1914年）之久。其办学地点并未依傍名山胜水，其办学规模也未名列前茅，其授课教师也非儒学大家，其存续时间更称不上悠远绵长，然其体现的时代意义则非中国旧式书院所能比拟。究其原因，则在旧式书院其时已由原来以私人办学、钻研学问、自由讲学为特征的教育机构蜕变为以“时文”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应试干禄为教学目的的科举体制的附庸，裹足不前；而上海格致书院则无论在办学模式方面，还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方面均以先进的“西学”为原本，大加引进，有所创新、有所发明，不但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之先河，亦且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之前驱，给暮气沉沉的中国文化教育界带来一线转机。 一 ??? 格致书院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北海路，是经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倡议，由麦华陀、傅兰雅、唐廷枢等中外人士共同创立的。 ??? 从办学目的看，上海格致书院既不同于旧式书院，也有别于教会学校。旧式书院重在培育科举人才，教会学校重在传播西学及基督教理[1]，而上海格致书院则是为了培养通晓西学的实用性人才，“毫不涉及传教”。格致书院章程明确规定：“立此书院，原意是欲中国士商深悉西国人事，彼此更敦和好。”[2] 格致书院发往各国之条陈也云：“此书院之设，原令中国人明晓西国各种学问与工艺与造成之物。”[3] 徐寿在致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李宗羲的函件中也明列：“设立格致书院，欲中国士商深悉西国之事，彼此更敦和好”；“专考格致，毫不涉其传教，并不干预别项公事”[4]。 ??? 格致书院之创立，与当时教育形势是合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出现了所谓“洋务运动”。由于这一运动的目标是师夷长技以自强，因而“西学比从前更为紧要”[5]，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成为当时教育的主题。有鉴于此，一些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的西方官员、传教士和中国有识之士，便萌发了在华创建科技学校的念头。1872年12月26日，《北华捷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世俗的传教士》（Secular Missionaries）的文章，建议那些热心于在华传播西方文化的外国人，在上海建立一家专供华人服务的阅览室，这个阅览室应配备有中国经典著作和和科学实用知识，陈设西方新发明以及机械图说，用以启发来访者的好奇与兴趣[6]。正是受此文的启发，1873年3月，麦华陀率先倡议在上海集资创办一所专供华人学习科学技术的学校，“冀各商士踊跃掖助，以成是役。”[7] 1874年3月，他又在《北华捷报》上发表了建立“格致书院”的详细计划，并在《申报》上刊出15条办院章程。他深信这样的书院“将最能对中国人的头脑发生影响，使他们了解并熟悉外国人的思想、生活和机械器具。” [8] ??? 正是由于麦华陀的动议切中时需，吐出中外有识人士之夙愿，所以其办学章程一经刊出，便得到传教士傅兰雅、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人的积极响应；其办学计划一经施行，便得到李鸿章、李宗羲等官员的有力支持。傅兰雅在《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序》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颇值得玩味：“中外互市以来，华洋既接，各事交通。西学之流进中国者已非朝夕，识时务者，每喜西学之有裨实用；明道理者亦嘉西学之足扩襟怀。一再仿行，因设同文、方言之馆；次第举办，乃兴武备、水师之堂。然此特国家仿效西法之一端，犹非振兴西学之盛举。光绪初年，中西名士创办格致书院于沪渎。”[9] 这里傅兰雅把洋务派创建的洋务学堂仅仅视为仿效西法而非振兴西学，言外之意是说洋务学堂只留意技术层面问题，不注重学术层面问题，而格致书院之创办正立足于学术人才的培养。我们知道，技术是学术的外化，本国缺乏学术人才，其技术也只能尾随他国，难以创新。因此，从办学眼光看，格致书院的创办者明显高于洋务派。如果说洋务学堂体现的是面对“千古变局”中国开明官员救时心切、急于进行技术移植的办学理念，那么也可以说格致书院体现的是在中西文化交锋过程中民间有识人士试图在中国社会营建西学教育体制的的办学理念。徐寿在《上李鸿章书》中说，洋务派所建机器制造各局只能使“局中从事者知之，而局外仍未尽知也；目前学艺者能之，而后日未必能尽也。欲使人人通晓而不虞日久废弛，则必有会集讲论之所，招集深思好学之人，随会学习，讲求参考，以冀将来艺学振兴，储备人才，施诸实用。”[10]这段话实际道明了教育与科技的关系问题，即引进西学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教育，而不是单纯的技术移植。或许这些参与创建格致书院的西方人士内心还存有其他特别动机，但从客观事实本身看，上海格致书院之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确有特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