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乡绅经济生活的变迁—苏州府太仓州王时敏的事例研究.docVIP

明末清初乡绅经济生活的变迁 —— 苏州府太仓州王时敏的事例研究 明清交替之际，江南地域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明末经济富厚的乡绅之家，到清初普遍变得穷困。对于江南的乡绅家族，明清交替之际是个艰难的时期，就连在明末官僚代出，过着王侯般生活的望族，到清初也普遍没落甚至破家。那么，这些在明末的地方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乡绅家族，他们在明清交替之际是如何没落的？为什么会没落呢？ 明清社会史研究中，为了探究中国社会固有的构造以及被此构造所決定的独自的发展样式，明末以来频繁出现于文献的乡绅这一社会阶层受到了高度关注，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有涉及明清绅士经济生活的研究。另外，探讨家族盛衰的原因，也是家族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所以，涉及明清乡绅生活的变化和望族盛衰的研究论著不在少数，并且一般认为，科举的成败、官僚的有无，是决定明清望族盛衰的关键。 但是，在明清交替时期，世家望族的没落乃至消亡，自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岸本美绪指出，望族激烈的盛衰变化在明末的江南社会就已经显著可见，当时就有知识人指出，由于赋役繁重和风俗奢侈，使得明末江南的富家难以保富。赵园则认为，世族的衰落在明代，部分是“右贫抑富”政策的结果，但是明清之际的小民和无赖集团的“焚掠”打击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可以说，明清交替这一时期对望族发展所带来的特殊冲击已经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承认，不过，绅家望族的经济生活在这一时期普遍贫困化的原因及其过程，还未被充分探明。本文将以明清交替时期江南苏州府太仓州王时敏一家为例，来试探讨此问题。 本文之所以选择王时敏家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王家的经济生活状况，从明末到清初有着前后悬殊的变化。并且，王家在明清时期出了很多重要的文人，王时敏本人及其子孙，有不少文集、诗集、书信和年谱被保存至今，其中有大量关于家庭生活状况的描述，这些是考察明清交替之际乡绅的生活变化和望族消亡过程的不可多得的资料，这是本文选择王时敏为考察对象的又一个原因。本文将通过这些文字资料，尽可能详细地复原王家的经济生活从明末到清初的变化过程，并尝试分析致使王家经济发生变化的原因。 当然，由于不同的乡绅家族所基于的经济基础、社会地位和处世方式迥然有异，在明清交替的动乱中的经历也是不尽相同，所以各乡绅家族在这一时期的变迁过程自然多少会有因人而异之处。王时敏家经济生活的变化过程，当然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江南世家望族同时大量消失这一事实，也说明各个家族在明清交替这一时期，一定遭遇了某种相似的处境。基于此，本文将在考察王时敏家变化过程的基础上，结合时人对经济生活变化的记述，以此来试分析明清交替之际包括众多望族在内的江南人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一 王时敏其人及其家承 王时敏是明末清初苏州府太仓州人，明万历年间的首辅王锡爵之孙，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其先世出自山西太原，元至正间红巾军之乱时，迁至太仓。王氏迁到太仓后，经历五代，出了第一个为官者，名叫王谨，官福建莆田县县丞。又过了五代，才又出了为官者，即王锡爵。 王锡爵是明代王家出的官位最高的人物，他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会元，万历十二年（1584）入阁，万历二十一年（1593）成为首辅，次年因朝廷纷争乞休归里。万历三十五（1607）年，万历帝欲再召之入阁，王锡爵辞不赴京，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家，朝廷赠太保，谥文肃。王锡爵只有一子，即王时敏之父王衡，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于万历三十七年（1608）先父而卒。王衡有三子，但是长子、次子皆早殇，长大成人者只有王时敏。 王时敏祖、父都是进士，他却没有取得任何的科举资格。在王锡爵去世后四年，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二十三岁的王时敏因门荫而被授官尚宝丞，自此在京当官，累官至太常寺少卿，一直分管没什么实权的尚宝司事。崇祯十二年（1639），王时敏以公事回乡，翌年以病乞退家居，不复入京。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是王时敏在世时的最终官职。 辞官归里后的王时敏，家居在太仓城内。王时敏本人为官并不显要，但毕竟是首辅之孙，这一家族在地方社会所拥有的势力也就不难想象。明末清初的太仓州知识人王家祯、陆世仪等都提到过，王家是明末太仓州最鼎盛的望族。而王时敏作为王锡爵的独孙，继承了这鼎盛的一切。 二 明末王时敏家的经济状况及其变化 为了论述王家经济的变化过程，这里将先介绍王家在明末鼎盛时的经济情况。 一）明末王时敏所继承的家产 据王时敏自称，太原王氏在王锡爵辈之前已经是富厚的人家。然后王家又出了一个首辅，可以想象王家应该因此更为富厚。以下将通过一些片断的史料，来管窥明末王时敏家大致的家产规模及其经营状况。 首先来看田产。从清初王家的分家记述，大抵可以推算出明末清初王家的田亩数。根据《奉谱》记述，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