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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村民民主意识探析 在我国，通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其基本方面而言，是人民对国家的管理，在我国主要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享有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物的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管理社会事务和文化事业的组织形式，是基层直接民主的体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最直接，最典型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名委员会是我国基层群众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加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下面我将着重谈一下农村群众自治。 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之一。是农村村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村民委员会是在总结城市居民委员会经验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到农村的一项重要措施，村民委员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经济政治变革所带来的必然产物。 1983年，全国普遍开展了由生产大队改建村委会的活动，绝大多数地方以原来公社为基础组建了乡政府，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并于1988年6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第一部专门法律。经过十年的实践检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无疑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一大飞跃。而在这部法律通过十年之际，我国农村的自治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情况显然是不容乐观，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问题： 村民委员会组织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主要原因是乡政府对村委会工作干涉过多。村委会是一个群众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不是上下级关系，基层政府仅仅应当扮演一个指导，帮助支持的角色。 村民委员会没有定期换届，不少乡镇采用建立工作组的方式进行过渡，淡化了村民自治。 村民的法治观念淡薄，参与自治的热情不高。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不成熟，流于形式。① 这些问题其实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但不外乎坚持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加大对自治的宣传力度等等大而空的口号，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我认为目前我国在农村制度形式是一种比较现代的制度。然而，在其他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压力下选择了“现代化之路”的一切不发达国家内，引入一项“现代制度”只是一个开端，而要培育起使该“现代制度”有效运行的“社会心理文化”，是一项远为艰难的任务②。所以与其我们现在加紧研究更为先进、合理的制度，并急于把它引入农村，不如求本溯源，探究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进而得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就以上几个问题，从根本上看我认为是一个问题——村民的民主意识淡薄。以上四个问题第一和第二个问题都是因为村民民主意识淡薄而不积极主张自己的自治权利，至于第三个问题更直接说明了民主意识淡薄，第四个问题同样是因为民主意识淡薄而自己不重视这些程序规则的制定。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村民的民主意识如此淡薄呢？这要从我国的历史传统说起。 在我国乡村各村落内农户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竞争和合作的关系，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土地。村落内部的阶层划分其实就是“家庭劳动力与家庭耕地的比例”的划分：需租入耕地以适应家庭劳动力所需的，是为佃农；家庭劳力和耕地比例适中，是为中农，或自耕农；家庭劳力在农忙时不足，须雇佣短工的，是为富农；靠出租土地即可生活，无须参加耕作的，是为地主。倘若没有商业资本与官僚资本侵入农村，那么农户之间的竞争将导致村落内部形成一个阶层性流动的社会。俗话说“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指的正是这一现象③。在这种村落内部，无法形成“共同体意识”，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管理村落共同事物的村落组织。这不仅在于各个家庭之间存在竞争，更在于家庭这种组织能够较好的完成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而需要各农户协作解决的村落共同事物既少，且不经常，没有必要来建立一个经常性的村落组织来解决这些公共事物。在村落内，各农户力求自给自足，对那些无法自给自足的家庭需要，通常是依靠血缘关系网络内的“礼尚往来”方式来解决的。“礼尚往来”其实是一种劳务与物资的交换方式。“礼”或“人情”在村落内既是一种礼节与情感，又是一种可计量的物品与劳务④。这种交换方式一经成为村民的习惯行为，也就促使公共事务意识不可能从村落内部产生出来。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先生指责农村为“一盘散沙”，不相信革命可以依靠农民来完成。 另外，我国的近代民主改革才进行了一百多年，而且还是不彻底的一百多年。在此之前，我国广大人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