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训对现代家庭教育的意义.docVIP

传统家训对现代家庭教育的意义 一、家训产生的原因 中国是宗族伦理制度的国家，有其自身的特点，政治上自治、经济上自给自足、文化上自我认同，家训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 家训的产生与我国的伦理教化传统紧密相连。中国古代的基层组织是以宗法制下的血缘氏族制为基础，是父系氏族的延伸，经过漫长的时间，至周代最为典型。诸侯国在封地内建立自己的城邑、宗庙和政权组织，各有自己的“氏号”。诸侯国内，国君又分封自己的兄弟，建立卿大夫之家，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宗庙，统率封地的族人。卿大夫以下又分出血缘亲属，建立各自的父权家长制家庭。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家”“国”合一的“家天下”式的政治统治体系，其中，“国”是“家”在政治上和地域上的扩大与延伸，“家”是“国”的社会基本细胞。诸侯国既是国又是家，“国”的治理既体现了国的特点，又融入了家的特点，血缘关系是整个“家”“国”的联系纽带。 在国家治理方面，“国”“家”推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家族权力与国家权力体系都呈金字塔形状。“家”维护的是“父父子子”的家庭秩序，“国”维护的是“君君臣臣”的政治秩序。从根本上说，“家”与“国”的职能都是维护阶级社会的等级秩序。“政治秩序须以文化秩序为基础；政治运作须以社会文化价值原则为指导” [2]。作为维护文化秩序的传统家训的产生就源于宗法父权制大家庭，终极目的是为宗法社会的政治秩序服务。再者，在人伦社会的中国，家庭实际上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从另外一个相反的角度印证“家”与“国”的关系，所谓：“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家。”(礼记?大学)由于家与国的相互统一，自然而然地要求“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训应运而生。 家训的出现是家庭、家族适应社会的必要。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至一个社会的兴衰存亡，无不系于对下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教育和培养上。几乎所有家训的作者都将加强对子女、晚辈的教育视为兴家的根本之道、一种神圣的责任。加之古代社会公共教育的薄弱，儿童主要是在家庭或家族中接受基本的文化、道德教育。所以家庭环境、家庭教育对儿童的成长十分重要。“三代而下，详教于家”。(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没有正规全日制的幼儿园教育的古代社会中，家庭实际上是儿童开始接受知识、学习做人道理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重要场所。而很多文人墨客、贤达之士也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在这样背景下，制订一套家庭教育的规范，对于家庭成员走向社会，使家庭与社会相适应，就显得尤为需要。“三贫三富不到老”“富不过三代”的情况下，制定一套相应的家庭行为准则，敦促子孙上进，家族之间的竞争迫使家庭制定家训。 家庭数世同堂，人口众多，家训在管理家庭事务、调和家庭内部矛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一家几百口人相安无事，相处融洽。“延安张闰，八世不异爨，家人百余口而无间言；鄞县薛氏(薛观)，400余口合食同居”。“东浙第一家”郑氏，历经宋、元、明三代近300年的发展，人数已达数千指。再者，古来有云：“清官难断家务事”，在社会权力机构无法解决的范围之外，家训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家训为家族的存在定下了严格的道德标准，所以尽管家族庞大，但在一个大家认同的共同道德体系中容易协调共处，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在传统中国血缘宗法式的家业社会里，老者长者尊者具有绝对的文化权威，因而他们最具有对族人进行文化教育的资格。这也是我国传统家训产生的浓厚文化基础。 二、家训的内容和形式 （一）家训的形式 家训这种形式在我国历史悠久，形式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训诫活动形式的家训；也有文献形式的家训；还有一些是碑文拓本。 西周时期的家训主要以口头训诫、遗书、家书等形式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家训的成熟和具有独立形态的家庭教育文献形式的出现。训诫活动的家训：针对性强，目的明确；体现为训诫活动，没有落实为文字。如周公在派他的儿子伯禽去鲁国之前，教以礼贤下士，谦卑自守。孔子对趋而过庭的儿子孔鲤，教以学诗学礼。楚令尹子发之母，针对其子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所作的严厉训斥。这些我国最早的一批家训，都首先是以训诫活动的形式出现的。 文献形式的家训首先是书信，其次是文告、遗嘱等。如刘邦的《遗太子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刘备的《遗太子敕》、诸葛亮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等。这些以书信形式出现的家训，虽然具有针对性强、目标明确而且单一的特征，与后来规范性的家训之作有一定的距离，但也完全不同于训诫活动的家训，它已经由简单而且单纯的口头训教，落实到了书面文献上。 （二）家训的内容 家训一般是家族、宗族中长者、贤达之士所著立，这些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立家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子孙后代保持家财产业和社会地位，而不是轻率地败坏家业，甚至要光宗耀祖。因此，家训的内容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