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政策对明末经济的影响.docVIP

海禁政策对明末经济的影响 引言 明朝立国之初，太祖皇帝面临的是经济残破、社会动荡的严峻局面。政治上，新王朝建立后人心不稳，蒙元残余势力蠢蠢欲动，还有张士诚、陈友谅等“乱贼”的不断骚扰；经济上，社会经济衰弊，百废待兴，当务之急在发展生产，为稳固新王朝的统治提供物质基础。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朱元璋需要一个和平安定以求发展的国际环境。恰在此时，大明的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着倭寇不断骚扰，数次侵掠山东、直隶、浙东、福建沿海郡邑的局面。加之元末农民起义的残余势力，如方国珍的余党亦遁入海岛，与倭寇相勾结，“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这是严重威胁明朝新生政权的存在，为了维护自己的帝国，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海禁。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朱元璋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1381）十月，又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上述事实说明，朱元璋当时实行海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倭寇，加强海防。但是自此之后，明政府既不允许私人船只出海，也不再派官方船只出海贸易，外国商船也不许来华交易，中外商品交换被严格限制在规模甚小的朝贡贸易范围内。这标志着海禁政策作为明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正式确立，并被后世作为“祖训而遵从。朱棣登基之后，虽对其父制定的对外政策做了诸多改革，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海禁监制，并在永乐年间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其受制于“祖训而未能明令废除海禁。到了明代中期之后，各朝统治者对待海禁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明成祖之后海禁政策再次得到强化；到了正德皇帝时，开始实行抽分制，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海禁逐步废弛；但是嘉靖年间海禁政策高度强化，最终酿成“嘉靖倭患的恶果。明朝末期，隆庆皇帝接受前朝教训实行了开海政策，对海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天启一崇祯年间，政治的腐败已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海禁政策已趋于废弛。海禁政策作为“祖训流传下来，虽然在执行中有松有紧，但是终明一世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敢于明令废除。 海禁政策对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明朝末期，正是世界大变革的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并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最终在向近代化的前进中领先了世界。与此同时，大明朝仍然执着于落后、愚昧的海禁政策，将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扼杀在萌芽之中，中国错失了一次跟上世界步伐的机会。本文着重论述海禁政策对明末经济的影响，希望能够找出中国落后的原因,概括起来分为以下四点。 隆庆开海后私人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嘉靖皇帝去世后，明穆宗即位，年号“隆庆”。他即位初就宣布部分开放海禁：“隆庆改元(1567)，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盖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交址、占城、暹罗诸国，皆我羁外臣，无侵叛．而特严禁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放”，这不但是明代海外贸易史，也是整个中国对外关系史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隆庆开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嘉靖时期中国海商武装走私集团的顽强斗争，嘉靖皇帝虽然最终镇压了这些沿海的武装走私集团，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走私贸易的猖獗是海禁政策结下的苦果，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主张开放海禁，以根除走私和海盗。明嘉靖二十四年（1564）福建巡抚谭纶就指出：“世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掇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处处俱穿破。意正如此。”谭纶用了个通俗的比喻说明了现实问题，他请求朝廷允许福建商民在近海与外通商，按《明史》说法有不少中央政府官员都表示了认同。福建巡抚涂泽民也请开海禁：“用鉴前辙，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这些建议逐渐被明廷所接受，隆庆皇帝在漳州月港设督饷馆，允许商民出海贸易。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东林党人周起元写道：“我穆庙(隆庆帝)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此后出海贸易的人数不断增加，海上的贸易范围不断扩大，东起日本，中经菲律宾的吕宋岛，直到南海诸国，到处都有海商的足迹。特别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吕宋岛，更是在很短时间内就聚集了上万人，“闽人以其地尽，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随着海上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我国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广泛销售到世界各地，主打商品是生丝和丝织品、瓷器、糖等，往往是供不应求。这一时期海禁政策管制的松懈，带来了私人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朝贡贸易日趋瓦解 同私人海外贸易形成鲜明对比的朝贡贸易则逐渐走到了它的尽头。朝贡贸易是由海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