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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08 年/2 月/5 日/第012 版 读书 史学的精神 马宝珠 1948 年11 月24 日，毛泽东在给《朱元璋传》作者吴晗的信中，希望他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方法论研究历史方面多下工夫，这样将大有作为(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0 页，人民出版 社，1983)。此后，受到毛泽东的“理论启发 ”，吴晗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发生重大变化，他的 研究成果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页。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历史的洞察与 分析，正是源于他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21 世纪的到来，对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关注与思考，已成为许多史学工作者的自觉。最近读 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推出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 “系列”分为 《历史研究的理性抉择》、《文明演进源流的思考》、《历史时代嬗变的记录》、《史学理论的世界视 野》4 册) ，不仅获益，而且欣喜。“系列”的文章彰显了高雅的学术品味与风格。一览目次，虽 是百余单篇，连缀后却精彩纷呈，旨趣无殊。 当一个开放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时候，中国史学也应走向世界。这一步怎样迈出去？实 现新突破的前提何在？“系列”主编瞿林东教授给出的答案是:提高品格。他在《前提和路径—— 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中明确指出时代在史学中的作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不 自今日始。但是，当今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自有其突出的时代性。这是因为:第一，当今的中国，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开放性。第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他进而提出，“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其前提是提高自身的品格。这里说的‘品格’， 一是品位，二是风格。所谓品位，是指它的学术水准、学术质量。所谓风格，就是在 20 世纪成 就的基础上，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理念和实际工作，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著作，为中国进一 步走向世界提供高水平的产品。”( 《历史时代嬗变的记录》第12 至13 页)可见，无论是作为一种 价值理念，还是一种学术境界，品格无疑是值得崇尚的。在学风浮躁的今天，我以为，“品格” 的提出对学界有其很大的触动作用。 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思考已将中国学者的眼光聚焦“全球”，而在聚焦的同时，对于观念上 容易混淆的问题进行释疑解惑也已在史学家的视野之内。于沛研究员在对全球化、全球化意识、 全球史作了缜密而深入的分析后指出: “全球史观是认识全球历史的一种新的‘方法’，而不是以 西方主流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历史观念”《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第41 页) 。他强调，“我们所说的 全球史，是中国史学中的全球史……中华民族有自己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其他民族也是如 此。”他还指出，“我们所谈的‘历史记忆’，是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回答摆在我 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即如何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的视角出发，去认识日益引起人们越来越 多关注的全球史问题”( 同上，第48 页) 。 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发展变化的，内容是不断丰富的，如何揭示古今历史纵向历时性与横向共 时性的关系与规律呢？刘家和教授在《论通史》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他的回答是: 需要通史精神。何谓通史精神？他说，“通古今之变”就是通史精神。当然，“通史精神必须寓于 具有反省可能与必要的、覆盖较长时间的史书中。”他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司马迁的《史 记》进行了鞭辟入理的分析: “为了形成通史，还需要对反思再反思，用黑格尔的话说，那就是要 有‘后思’。经过‘后思’，黑格尔写出了《历史哲学》。”关于司马迁的《史记》，他认为这是司 马迁经过对于古今历史的反复思索写成的。司马迁写先秦历史，讲天子与诸候、诸候与卿大夫、 华夏与夷狄，写秦汉历史，讲天子与诸候、中央与地方、华夏与地方、华夏与夷狄、中国与外国。 第1 页 共2 页 古今纵向历时性之变，正是这些内外横向共时性之变的结果;而一切时代的横向的共时性的结构， 又正是纵向的历时性发展的产物。通史作为传统，既是中国史学体例的一种表现，也是史学精神 的一种展现;如果推展而言，这也是中国文明发展连续性与统一性相互作用的一种精神上的反映。 ( 《历史研究的理性抉择》第118 至 119 页)对“史学精神”的这种解读，使我们领略了“通古今 之变”这一古老思想注入新的时代后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