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郭武-环境习惯法在环境管理中的适应性与其展开.pdfVIP

经济社会转型与环境法的发展 ——2012中达环境法论坛（2012.11.16~ 18·武汉）论文集 环境习惯法在环境管理中的适应性及其展开 ∗ 郭 武 （甘肃政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 环境管理是环境法治的重要领域。在“大生态学”与“深生态学” 1 视角下，环境管理不仅包括狭 义上以污染防治为核心范畴的管理活动，而且更是指广义上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和谐永存 的维护。本文采用“大生态学”和“深生态学” 的视角，力求在更广阔的意义范围内探讨环境管理及其 规则问题，因此，环境管理与后文论述到的环境资源管理、生态管理均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在一般 意义上，环境管理一词与国家正式规则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等词眼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与环境习 惯法这一传统法学命题之间似乎没有太多关联。其实不然，广义的环境管理在诸多方面都与环境习 惯法勾连在一起。本文将就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习惯法在环境管理中的适用问题进行阐 述。 一、环境管理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 环境管理以表现为环境组分的各种自然资源以及总体性的生态系统为对象，因而不同于以社会 行为或社会关系为对象的管理活动。环境管理以优先保护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和自然属性为目标， 而非产出与效益。因此，对环境管理中产出与效益的评估与考量必须要以符合“可持续性这一生态 系统管理的内在价值”为前提。2 而对环境管理的可持续性价值的关注又须以环境管理的复杂性和 不可准确预期性为前提。可以说，复杂性和不可准确预期性是环境管理区别于其他管理活动的最为 显著的特征。 就复杂性而言，环境管理虽以自然生态为管理对象，强调生态系统发展的可持续性，但同时也 与诸多社会系统相互关联，如管理组织之间的协调，管理过程中的利益共同体以及管理活动可能产 生的各种权义关系。不仅如此，环境管理还往往与特定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经济发展条件 等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由此而呈现的社会-生态结构模式的多样性也增加了环境管理在手段和方 法上的复杂性。因而，“ 自然资源管理者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是将自然管理的多维度延伸均考虑在 内，这就要求文化、经济、生态等多维度同时显现在管理过程之中，并深刻意识到哪些管理模型和 方法更为重要” 。3 如果将着眼于环境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自身的自然属性维持视为环境管理的空 间维度的话，那么这一“空间维度深刻渗透并共建于社会维度之中，反之亦然。同样，被认为是社 会维度之外的自然因素，也渗透并共建于空间和社会维度之中。因此，地理概念不能简单等同于空 间，而是一个非常复杂并关涉社会生活的现象” 。4 根据环境管理中的环境保护（可持续性维持）， 文化认知和经济分布这三条最为显著的要素，有学者提出了相对应的环境正义、文化正义以及经济 正义三位一体的模型，意在说明单一管理策略在实践中易于导致三者相互之间的冲突、紧张或对 5 抗。 然而在实践中，“环境管理的复杂性往往被着以‘优雅’而粉墨登场，一种以掌握某些事物恒常 ∗ 作者简介：郭武（1980-），男，汉族，武汉大学环境法博士，2012 年中达环境法优秀学位论文奖获得者（获奖论 文《论环境习惯法的现代价值》，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环境法学基础理论 研究。 1 “深生态学”与“大生态学”是在生态伦理学中新近发展起来的一个学说概念和理论体系，二者构成了当今世界生态 伦理学中的基础和核心理论，是“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性思维下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思维方式。二者虽在核心 论题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差异也相较显现。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深生态学”立足于自然科学，运用自然科学工 具与方法分析、总结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理论；而“大生态学”则着重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人与自然和谐的 思辨，认为人类自身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在人们思维指导下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关系是这一和 谐的关键。 2 Hanna J. Cortner, Margaret A. Moote. The Politics of Ecosystem Management,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C, 1999, p37. 3 Richard Howitt, Rethinking Resou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