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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的中国诗学语言批评 何旺生 (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合肥230061) [摘要]郭绍虞的诗学语言批评，是其中国诗学批评的有机构成。他坚守文学与语言相结合的学术理 念，注重研究中国诗学语言的形式特征，探寻中国诗学语言的音乐美，重视民间语言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 响。郭绍虞的中国诗学语言批评，自然延伸到文体学，形成了浑然一体的知识场，从而凸显出现代学术意 识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郭绍虞；中国诗学；语言批评；文体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诗歌语言的传统，从语音、韵律到措词、炼字，再到句法、意蕴，从各个层面 探究诗歌语言与诗歌艺术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辟有《声律》、《章句》、《丽辞》、‘炼字》等专 门篇章，我国现代学者也很注意诗歌的音韵效果和情感效果，朱光潜《诗论》有关于“音步”、“顿”的 详细解说。作为一个有极高造诣的语言学家，郭绍虞对中国诗学语言的重视和深入研究，是其他研究中国 古典文学理论的同辈学者和后来者鲜能企及的。从1920年出版《小学生文法》开始，郭绍虞的研究志趣就 未曾离开过语言学领域。尤其是从193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初，他更是集中写作了近30篇有关中国古典 诗学语言的专门文章。他的许多文章，如《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中国 语词的声音美》、 《论中国文学中的音节问题》等，不仅语言学界认为很有借鉴价值，而且对中国诗学研 究具有极强的学术示范意义。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郭绍虞是中国诗学语言批评的开山者。 以比较的眼光看，20世纪初，西方人文学科领域出现了“语言论转向”潮流，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 创的现代结构语言学是“语言论转向”的标志。语言论美学思考的焦点问题，就是语言或形式，语言与意 义的关系取代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问题。我们无法确认郭绍虞的中国诗学语言批评是 否受了语言论美学的影响或启发，但他用语言学模型去分析中国文学，确与语言论美学把“语言”作为中 心问题，转而认可具体问题之文本阐释的研究路向不谋而合，并进而凸显出某种学术示范性。 一、坚守文学与语言相结合的学术理念 曾做过郭绍虞多年助手的蒋凡评价郭绍虞： “在古文论研究中，牢固地树立了文学与语言相结合以推 动文学演变的理论观念。”…7此言虽简，却至为精当。 中国文学理论历来有“内容一形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且重质轻文，认为文学语言属于形式的 范畴语，很少研究，甚至排斥语法修辞；而语言学家则多从语法修辞和语义学视角将文学语言作为日常语 言现象的对照物来分析，不大关心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然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汉 语言文学作品，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它都带有汉语言的独特个性，并通过大量的语词、语言 和语法体现出来。所以，关注文学语言也是中国诗学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郭绍虞的体认是相当深 刻的。 郭绍虞研究中国文学语言的目的，是要“找出文学与语言文字之规律性”Ⅱm‘。他认为，“文学的基础 总是建筑在语言文字的特性上的川¨”7，“中国的文学正因语言与文字之专有特性造成了语言与文字之分歧， 造成了文字型，语言型，与文字化的语言型三种典型之文学”[31189。郭绍虞这样说： 诗歌之为诗歌，除其内在质素一一想像和情绪之外，毕竞更重在恰当的安排，毕竟也需要艺术的 形式。而在这所谓恰当的安排与艺术的形式之中，同时更不可不利用音乐的语言。””’ [作者简介]何旺生(1968一)，男，安徽桐城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739 这有三层意思：其一，诗歌离不开恰当的形式的安排；其二，语言是诗歌形式安排的重要质素：其三，诗 歌语言具有音乐美感，需要安排的技巧。郭绍虞认为，诗歌必须讲求音节的和谐，是不可否认也无法抹煞 的事实，尤其是中国旧时的诗歌。这是由中国诗歌的艺术精神决定的：“盏诗情之流露，诗的真精神之表 现，往往须利用整齐而有规律的语言的；……在作者既利用韵律以表现情感，所以在读者也能于韵律中意 识到作者所感的境界。这种境界，完全在语言文字之外，而也寄托于语言文字之中。其所以在语言文字之 外，即因与说明的散文不同，其意义不能在字句中探寻得来。然而仍寄托于语言文字之中者，则又以此种 语言文字的本身，已成为一种恰好的安排，在此安排中间能给我们以一种音乐美的快感，而扣动心舷，而 发生共鸣。川彻这不由得想起伊格尔顿的一段话。英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