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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与法律保障 ----《中国改革》杂志社研讨会纪要 时间：2004年4月5日下午 地点：北京气象局大院内《中国改革》杂志社会议室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常明晶 整理 与会专家学者： 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 温铁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石小敏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蔡定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卢建平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教授 展江 《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 吴思 新华通讯社高级记者 杨继绳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浦志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 周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编 陈敏 金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安进 等 温铁军 [主持人]：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说出一句振奋人心的话：“要加强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是政府高度理性的显示，也是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步骤措施。十六大建立了以胡锦涛为中心的领导集体后，就开始高度关注新闻媒体的改革，但目前出现的问题是：既需要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又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以致使一些媒体每每处于尴尬地处境。我们杂志社目前就处于被起诉的状态，只是因为我们遵从中央的指示，做了一些报道，就招致了广州一家企业的起诉。在没有新闻法的情况下，我国今天甚至要用一些案例去做今后制定法律的依据。 2002年我们《改革内参》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中央主要领导的批示，把国企改制的任务交给体改办，如何解决国有企业财产收益分配，我是作为一个调查人员参与了调查研究，我们的刊物是与中央领导交办的任务高度相关。2003年6月，我们的《中国改革》杂志发表了“谁在分肥？”这篇文章，揭露了广州市侨办所属的广州华侨房屋开发公司改制的问题。去年底，这家企业向广州市法院提起起诉，告我们侵犯他们的名誉权。这个官司本月十几号就要开庭。 仲大军： 我本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去年底，我中心网站上一篇题名为《格力再现储时健式人物，59岁国企老总的新动作》的文章，被广东的一家媒体《粤港信息报》发表，题目改为“格力再现褚时健？”。结果招来了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先生对我的起诉，这篇文章探讨了格力电器与格力集团的矛盾，对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于是就遭到了这家企业老总的状告，说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要求公开道歉，还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50万元。详情请看珠海香州区法院寄来的《民事诉状》。 目前在我国，不仅一些新闻媒体纷纷成为被告，更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纷纷成为被告。例如在座的《炎黄春秋》杂志的总编吴思先生，写《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安徽作家陈桂棣先生，北京文学杂志的萧夏林先生等，他们都由于所写的文章而被告。吴思先生的官司打输了，萧夏林先生的官司打赢了，我的官司和温铁军先生的官司结果还不清楚。但现在看，情形都很不利，因为，都在原告所在地的法院审理，谁知道有没有地方保护主义。我的原告还要求法院不公开审理，禁止新闻媒体报道，还怕社会暴光。结果导致上月底法院开庭时没几个人能去旁听。这种做法已被我的律师提出强烈抗议，具体的内容请点击查看律师写的《对朱江洪诉仲大军一案不公开开庭审理决定的异议书》。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学者被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因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被告。《改革》杂志是因为揭露了广州侨房公司的国有资产流失而成为被告，我是因为分析格力电器公司有国有资产流失的迹象而被告，而安徽作家陈桂棣是因为揭露了当地官员损害人民群众利益而被告。通过这些事例，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监督权利的薄弱性达到什么程度！连法院都在限制这种舆论监督作用！因此，舆论监督和新闻舆论的作用与法律保障问题已经到了极需研究的时候了。不从理论上搞请问题，不从法律建设方面进行规范，今后我国的新闻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将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困境。 特别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出现了一股滥用法律的社会风气，动不动就告上法庭。象我的文章，如果你朱江洪不同意其中某些说法，你也可以写文章在报纸上反驳我，澄清事实，为什么不敢公开地、光明磊落地在媒体上为自己辩护，而非要诉诸法律？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显示谁有能力购买法律服务。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变成了商品，而不是衡量公正的社会公器。打官司已经根本不是追求正义，而是在比较谁更有钱购买法律和法官。就普通老百姓来说，打一个官司动则几万元钱，象我与朱江洪一案，至少花费10万元的诉讼成本，对于朱江洪这位年收入上百万元的企业老总来说，花个几十万元根本不当会事，但对于我这样的普通收入者，却是一场经济灾难。难道我们追求的法制社会就是这样一个靠钱来衡量实力的社会吗？今天中国的司法服务变成了什么？这与旧社会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近来”有什么区别！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打不起官司，那么经济条件再差一点的老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 另外，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这篇文章的内容完全是为了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