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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偶像的胜利 列奥·洛文塔尔 著 　赵江云 王佳 译 下面的研究是对传记的内容分析。这种文学类型在本文写作（1943年）之前，就已充斥于图书市场三十年了，并且很长时间以来已成为通俗杂志通常具备的一个特征。但非常令人吃惊的是，这一现象并未引起研究者太多的关注，没有人注意到传记在杂志上的出现，也很少有人关注以书籍形式出现的传记作品。[2] 这种现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流行于大战结束后不久。自从超短篇小说问世以来，通俗传记是出版领域最显赫的新成员之一。艾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3]、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列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所作的传记的发行额高达百万，并且每一次新书出版，其他语言的译本都会增加。即便它只是一种短暂的文学潮流，人们也很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种风尚有如此的生命力,为什么它越来越成为大多数形形色色的出版物都具备的特征。 《谁是谁》（who is who）曾是编辑和广告人所熟知的一本专业词汇的书名，今天，则已成为无数通俗文本中或直白或隐晦的疑问。对某些个人的兴趣已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多数周刊和月刊，以及许多日报，在每一期里至少要刊登一篇生活故事或某个人物剪影；剧院节目单上罗列着所有演员的简历；更复杂些的杂志，如《新共和》周刊与《哈柏斯》杂志，也会提供其撰稿人在学识上的主要成就的简介；只要瞥一眼书籍交易的大众场所，包括小杂货店的柜台，都可以看到有传记作品出售。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肯定有某种社会方面的需求要通过这类文学来寻求满足。 有一种找到答案的方法，就是去研究读者的反应，通过各种访问的技巧去揭示他们所渴望的东西，以及他们对密林般的传记作品有什么想法。但是，在对文本结构本身了解得更多之前，去收集和评价这种征求来的反应似乎还为时过早。 下面的研究作为一次文本分析的试验，覆盖了《星期六晚邮报》（简称SEP）和《煤矿工人报》从1940年4月到1941年3月近一年的发行量。不能说此处的结论可以毫无改动地适应于其他也刊登了同样的或各种各样类似内容的杂志。取样于那些发行得不太广泛且更昂贵的杂志,从《纽约人》到一美元一份的《财富》，就会发现，它们的传记在一般的内容结构上因而也在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含义都不同于更低廉的通俗期刊。内容方面的不同对应着读者身份的不同。 抱歉的是没有对最近的材料作充分的调查，但从作为研究对象的杂志上随机取来的案例也表明，自从美国卷入二战以来，传记的内容结构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一、 传记的偶像 在讨论材料之前，我们应简要地看一下过去几十年来传记的特征。 过去的产量 传记栏目并不总是这些刊物的代表性特征。如果我们翻开旧卷，会发现在文章的数量上和人们的选择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表4－1给出的是一份1901-1942年间传记“主人公”的职业分布。[4] 表4－1 传记的职业分布 （来自1901－1941年间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煤矿工人报》） ? 1901－1914 1922－1930 1930－1934 1940－1941 ? （抽样5年） （抽样6年） （　4年　） （　1年　） ?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 比 政治生活 81 46 112 28 95 31 31 25 生意和专业技术 49 28 72 18 42 14 25 20 娱乐 47 26 211 54 169 55 69 55 总计 177 100 395 100 306 100 125 100 年平均量 36 66 77 125 这张表清楚地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传记的数目也在激增。1941年的传记平均数几乎是世纪初的4倍。传记目前已成为周刊的一般特征。以下数字正好解释了40年前传记数目相较而言是多么的小：在1901－1902年间的52期《星期六晚邮报》中,我们一共找到21篇传记,而1940-1941年间则不少于57篇。那个时期的非虚构稿件远远超过虚构作品，这一事实更凸现出早期的传记数目与今天相较而言是很少的。在过去，平均起来，适当的分配可能会是三篇虚构性的配八篇非虚构的作品；而在今天，我们再也不可能见到非虚构性作品比虚构性的多两倍了，而且，在许多杂志上非虚构性作品甚至有所减少。 我们把传记的主题分成三组：政治生活领域、商业和专业领域和娱乐（广义上的）领域。从表中，我们可看出，一战以前人们对政坛人物有很高的兴趣，而另一方面，商业界人士和专业人士几乎与娱乐人物平分秋色。一战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