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假设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docVIP

“生态人”假设: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的存在类型不断深化、丰富和演变的历史。与人类文明发展形态（采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演进历史相对应，人的存在类型即不同文明形态的主体承担者也经历了“自然人”“宗法人”和“经济人”三种不同发展阶段。原始采猎文明时代自主意识不强、个人总体臣服于自然界的“自然人”，农耕文明时代自给自足、重义轻利、依靠自然血缘和封建宗法等级观念维系的“宗法人”，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远去了。当前，人类文明发展形态正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加速转型，人的存在类型也由“经济人”加快向“生态人”转变。与 “经济人”相比，“生态人”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本质的理论设定，蕴涵着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人类生存发展危机与“生态人”假设的提出　　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大历史性进步。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以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在很长时间里，工业化发展模式、与此同构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建筑其上的社会制度，被许多人看作是亘古不变的理想王国。　　然而，人类文明驶入工业化的轨道之后，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在一方面使人类创造和获取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另一方面通过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开发，使得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基础——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遭到深层次的破坏，人类日益面临严峻的资源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空前挑战。一是生存基础的危机。传统工业化严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生命支持系统越来越脆弱，人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生存质量不断恶化，发展空间越来越狭小。二是生命的危机。传统工业化严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使生物多样性锐减、人类健康和生命遭遇严重威胁。三是社会文明的危机。传统工业化发展不仅严重损害生态效益，而且也严重损害了社会效益。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剧、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矛盾积累激化等等，都深刻暴露了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割裂和扭曲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弊端。不仅如此，由传统工业化发展导致的生存基础危机和生命危机，直接带来人类社会文明危机，“三大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导致 “三大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以“经济人”为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经济人”是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而出现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不再是门第、出身，而是看拥有财富的多寡；而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人格主体来承担。亚当·斯密在1776年撰写的《国富论》中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经济人”的形象，并阐述了其思想特质、行为类型等。历史地考察，“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具有巨大的社会历史进步意义。它肯定了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主张人们大胆地去追求自我利益，第一次使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从天国还原到人间，使宗教神学在理论基础上失去了根本依据，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激发了人们的进取性和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二百多年来，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前提和立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不仅成为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而且还成为支配整个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经济思想。　　然而，人类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实践证明，“经济人”假设只具有相对的客观合理性。这一假设在高度强调人类经济自利行为的同时，却又极力地剥离人类其他行为和关系，割裂了人存在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　　首先，片面思维，以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人”假设以笛卡尔“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人”为主要哲学基础，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 “经济人”假设把“人”高高置身于自然界之外，认为 “人”才是“自然界的主人和立法者”，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片面地归结为“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把作为人类生命之源和价值之源的“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奴仆和奴隶。在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配下，人类毫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蔑视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最终将人类推向了生态危机的困境中。　　其次，单一取向，以最小成本获取物质利益最大化为价值观。在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下，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成为“经济人”假设的灵魂。“经济人”思考和追求的只是物质利益、财富和利润，其行为是否促进公共利益或损害公共利益，只是市场机制的客观结果，并不是“经济人”关心和思考的问题。“经济人”割裂人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内在必然联系，热衷于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必然削弱人在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其他方面的价值追求，导致了人性泯灭、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