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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新民居建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匪患猖獗，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西方各国为了转嫁危机，向中国大量倾销农产品，直接导致中国的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农村经济日渐式微，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地动摇着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梁漱溟深信只有乡村建设才是挽救破产的农村经济之唯一良方，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适合于中国：“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我们经济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我们经济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要走的路。”[1]梁漱溟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通过文化的改造和完善来解决农村的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并且提出了一套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如今新民居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所谓新民居建设即农村新民居建设，是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一项惠农工作。起初笔者认为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农民“盖房子”的一个方面而已。但通过读一些关于对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概括性和评价性的文章，我想新民居建设应该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盖房子”的问题，应该汲取梁先生的一些观点对其内涵进行扩充，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式。 一、将文化元素植入新的居住环境，增强文化氛围，以新民居带动新生活理念的形成和发展。 梁漱溟先生认为“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之所在”[2]。笔者认为在现在的环境下，农村文化与梁先生所说的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也有了更多新的内涵和意义，但是梁先生的乡村建设文化先行的理念是我们应该一以贯之的。笔者认为这里的文化包括了人文文化和生活理念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在新民居建设中都是可以得到创新、提升的。 农村新民居建设说到底还是改善居住环境的工程，那么在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将当地的人文因素和文化传统植入规划设计之中，使得从新建设或改建的村子，由原来的只是单纯居住需要的房子变得也有文化气息，使得生活在其中的富裕起来的农民也可以享受文化氛围。当然很重要的是在进行规划设计的时候将文化教育的场地（学校），文化学习的场地（图书室、文化中心等），文化交流的场地（村民活动中心等），这些农村、农民实实在在需要的文化空间规划好、设计好，能够在考虑农民居住舒适的同时，考虑到文化生活的需要，将这些空间建设好，在地理位置、空间大小、实用性等多方面全面考虑，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不要只是将其做成摆设，比如以前的农村图书室，空间狭小，只能存放很少书籍，甚至是没有书籍，形成了“屋长空，门长锁，没书读，摆样子”的情况。这些文化活动的空间都为梁先生所说的文化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现在很多富裕起来的农民都渴望着文化生活，但是却苦于没有场地和条件；还不太富裕的农民也都发现了只有先进的理念和知识才是致富的法宝，但是也苦于没有可以就近学习交流的平台。因此笔者想既然要进行新村的建设和旧村的改造，为什么不把这些农民同样迫切需要的空间一并进行建设呢？ 另外，新民居建设现在大多使用的都是节能环保的材料和设施，比如节能的路灯和太阳能、保温性能好的墙面砖等等，厨房多使用绿色环保的沼气能，并建有卫生条件好的新式厕所，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农民体验到与以往的旧式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集约式、绿色、卫生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中，农民的生活理念也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比起单纯的说教和政策的引导有更大的成效。 二、用新民居建设来增强农民的自治、民主议政的意识和能力。 梁漱溟先生认为,进行乡村建设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他指出:“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要自己起来想办法,去打算。”梁漱溟对“农民自觉”的解释是:“就是乡下人自己要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干,不要和从前一样,老是糊糊涂涂地过日子,迷迷糊糊地往下混,这样子是不成的。”梁先生认为,培育“农民自觉”的途径是民众教育。他说:“要‘农民自觉’,‘乡村自救’,首先就必须对农民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气, 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3]但当时梁先生认为民众教育的组织载体是乡农学校，如今一些民主或自治的理念农民是有了，但具体的实施和行使还是缺少实践的空间。新民居建设就是一个不错的契机和载体。 新民居建设说到底是要给农民改善居住环境，因此农民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将建设的各个环节都让农民参与进来，对于提高农民的自治、民主议政能力和积极性都是大有裨益的。比如，在改造或新建的初期，多提出一些方案，由村民自主讨论哪一套方案是最适合本村居民具体实际情况的，哪一个更有利于本村今后的发展，并最终进行确定，改变以往方案由上级领导拍板，农民被动接受的情况。在改造和建设的中期，将资金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