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理论.docVIP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理论 正是在这样一个混乱莫名、满是问题的年代里，一个未曾熟读过孔孟的经典，也未曾出过国留过洋的叫做梁漱溟的中国人，有感于其所生所爱之中国的不强不立，而困苦于人心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煎熬与催逼，苦心孤诣乃至苦口婆心地为“刻下中国”开出了一剂奇怪的药方，名之曰“乡村建设理论”。此一药方，具见于梁氏所著《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大意》两书，而散见、征表于梁氏所立各种言论中。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蒙古血统，长于汉地；书香世家，然少年寒窘；入西式学校，而宗佛法儒家。故其身兼南北、蒙汉气息，而得享东西古今文化的浑然浇灌。少年“脊弱呆笨”，但“好学好问好思”。十八岁以前，好谈国是，“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中学毕业，曾闹过革命，信过社会主义，当过记者。约十六七岁时，“从厉害之分析追问，而转入何谓苦何谓乐之研索，归结到人生唯是苦之认识，于是遽尔倾向印度出世思想”；“二十岁开始茹素，寻求佛典阅读，怀抱出家为僧之念”；至二十九岁乃自省放弃。期间，熟读研索佛典及医书，曾汲汲于媒介中西医学。此后，开始投身于民族自救运动，南北奔走，于各式组织或团体均做过尝试，而未曾为之羁绊。思想渐渐由佛家归入儒家，对国家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主义均有所憧憬，亦诸多不满，批判甚多。去世之日，勉后人曰：“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世人尊之为“最后的儒家”。 在30岁投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以前，梁漱溟曾经是西洋政治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和信仰者，“以为只要宪政一上轨道，自不难步欧美国家之后尘，为一近代国家”。民国以后，梁漱溟原以为“政治改造之要求已属达到，或可说已有希望”，但事实却是“反倒一年远似一年，一年不如一年，开始时还有希望，而日后则越来越绝望”。对此问题，和其他有志分子不同，梁漱溟不愿意将原因归结为简单的“三数强有力之破坏政治制度”，而坚持从自己关于人性与文化的独特视角出发，渐渐将眼光转入到国民的政治习惯研究上去。 在梁漱溟看来，任何政治制度都必须植根于其所试图管辖的国民的政治习惯。“西洋政治制度虽好，而在中国有许多条件不够因而无法建立起来。许多不够的条件中最为有力量者即习惯问题，或关系其他条件而可以包括许多其他条件者即为缺乏习惯这一重要条件。中国社会缺乏此种习惯，则此种制度便建立不起来。”“中国社会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社会，即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一向就是‘那么来’，有他那种习惯，有那种路子；而他的路子与西洋人本不相同。”近代西方社会强调政府对公民个人以及团体生活的干预从摇篮持续到坟墓，而传统中国社会则呈现出一种基本上独立于国家政府而建立在教化、礼俗、自力基础上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中国自古以来的国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历来的政治/政府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在中国传统上国家是没有力量的，一切问题似在社会上自有其解决之道；一切事情似在社会上另有其负责机关；统不由国家经手”！因此，“西洋政治制度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何足怪哉？”思想发展到这个层次的梁漱溟，已经“不再热心某一种政治制度表面之建立，而完全注意习惯之养成”。在他看来，所有试图对西洋政治制度在中国进行空降的人或理论都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他们看社会如白纸一般，看社会中人软面条无异，可以任凭染色，任凭改变；欲红则红；欲长则长；欲短则短。而不知事实上所诏示于吾人者，乃大谬不然。” 所以，对于“刻下”中国“政治上无办法”的问题，从西洋、东洋空降而来的那些试图将中国“强捏造成功一个什么样子”的“先进制度”将会“水土不服”。我们欲解决此一问题，为老大中国寻一出路，便应该从社会本身入手，从社会的底层入手，从底层培养、导引出新的习惯，由新的习惯生长出其所能接受的社会制度，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社会整合。该方法的落脚点在于“新社会组织构造——乡村组织之建立”，“乡村组织实是一切制度的端倪，只待培养、生长、发展、充实而已”。在建立了合适的乡村组织后，则“政治问题的解决”、“经济建设”均可顺流而来，中国将由“社会自己试探着走路走出来”一个组织构造，这一构造是“从下面向上长起来的”，是立基于社会本身所依靠的伦理而不是法律。那么如何来培养、培育这个“新社会组织构造”呢？答曰：“新组织即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这个大抵由“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所构成的由中国古代乡村人自己发动的“乡约”充满了“人生向上之意”，只要在发展恢复这种“乡约”的时候“将彼此的消极顾恤变成积极的有所进行”，不反对向着“乡约以外”的地方，同时维持乡约的人生向上之意，“乡约”就能够“慢慢开展成一个大的社会”。具体实践中，梁漱溟和他的同仁们采用了“乡学”“村学”的运作模式，争取以知识分子的介入带动乡村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