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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北方边务政策评析 黄留珠 近年来，关于汉代边政的研究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例如将两汉的边政 与边吏结合研究①，便是以往不甚见的。尤其东汉一代的边政，更引起学者的广泛关 注，举凡有关边疆的经略、边疆政策，以及边务与王朝衰亡的关系等，都进入研究的 视野。②不过相对而言，更加微观、更为细致的个案研究，似乎还有待加强。为此，本 文选取光武帝刘秀的北方边务政策这一具体问题，略作析评，以为探讨1～6世纪中国 北方社会、民族与边疆问题，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角。 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政权之后，对外基本上采取忍让政策。之所以如此，出于两方 面的原因：一是刘秀一直忙于国内的统一事业和内部政务的治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 还腾不出手来管那么多外部事情。二是长期战争的消耗，国力十分有限。在此大前提 下，刘秀北方边务政策的基调便被匡定了。不过，在具体实施中，因边务对象的不同， 政策尚有一定的变化。 光武朝的北方边务，大体分作正北、西北与东北三个方面。 正北的边务主要针对匈奴。匈奴是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司马迁虽讲“其先祖 夏后氏之苗裔也”③，但实际上有关该族的起源及族属，迄今仍是中外学术界存在争 议的一个问题。早在战国秦朝时，匈奴已成为严重的边患，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以 抵御之。西汉一代，与匈奴时和时战，尽管自呼韩邪归附后，汉匈关系有较大的改 善，然而王莽时，又无端挑起战衅。对于新建的东汉政权，匈奴基本上持一种敌对 态度，除不断南下侵扰外，还支持彭宠叛乱，扶植卢芳建立傀儡政权。刘秀立足于 东汉初的现实情况，对匈奴采取以防守为主的羁縻政策，不断遣使通好，即便在匈 ①参看杨茂盛：《(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一书介评》，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年第3期。 ②例如李三谋：《东汉王朝的边疆经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高荣：《东 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10期；陈晓鸣：《筹边失当与东汉的衰亡》，载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③《史记》卷一一0《匈奴列传》。 刘秀北方边务政策评析 ·87· 奴骄踞“辞语悖慢”的情况下，亦“待之如初”①；而对匈奴人支持的割据势力则坚 决施以武力打击。光武一代的汉匈关系，虽有对立紧张、兵戎相见的一面，但自匈 奴南北分裂后，双方基本相安无事。特别是同南匈奴的关系，密切而友好。建武二 十六年冬，南匈奴徙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直接为汉廷捍戍边疆。 西北的边务主要针对西域各国。西汉末，西域“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②。王莽 时，贬去他们的王号，降为侯，“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③。匈奴势力乘机侵入， 掠有西域各国。所以光武朝的西北边务，并非防备西域各国的侵扰，而实际上是与匈 奴人争夺西域的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讲，可视为前述正北对匈奴边务的扩大延续。史 载，“西域苦匈奴重敛，皆愿归汉”④。而当时西域崛起的莎车国，“浸以骄横，欲兼并 西域”⑤。其“重求赋税，数攻龟兹诸国，诸国愁惧”⑥。在匈奴与莎车的双重欺压下， 西域各国均把获救的希望寄托于东汉王朝。他们“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⑦，恳请派 都护，出兵保护。面对各国的请求，刘秀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为由，采取一种 放任主义的政策，明确表示：“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 在也。”⑧ 东北边务主要针对乌桓、鲜卑，其更远者还涉及东夷各族(主要包括夫余、高 句丽、东沃沮、岁、三韩乃至倭等)。乌桓与鲜卑本是古东胡族的两个分支。西汉 初，东胡为匈奴所灭，部分余类保聚乌桓山，遂以山名为号乌桓；原居于鲜卑山而 名日鲜卑的一支东胡人亦远逃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的地方。此后便出现了乌桓、鲜 卑与匈奴及中原王朝的极为复杂的多边关系。不过，从发展主流来看，乌桓、鲜卑 皆臣服于汉，不仅“岁时互市”、“保塞无事”⑨，并且为汉所用。像乌桓，早自西汉 即设置护乌桓校尉以监领之，光武朝继续这一做法，在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设 护乌桓校尉。而乌桓、鲜卑与汉帝国之间的武力争斗，虽不时有之，但始终只是支 流而已。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北边务中地处第一线的辽东郡，由于官得其人，遂为 保证东汉政府推行友好交往、为我所用的边务政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甚或 可以说是关键性的作用。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