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与历史..doc

第六章 近代自然权利论的危机 卢梭 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让－雅克·卢梭的思想中。感受到现代的历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返回古典思想中去寻求解救之道的，卢梭并非第一人。我们只需再提及斯威夫特的名字就够了。然而卢梭并非一个“反动派”。他使自己沉溺于现代性中。有人禁不住要说，唯有这样接受了现代人的命运，他才能够返回到古代。无论如何，他之返回古代同时又是现代性的一个推进。在由霍布斯、洛克或百科全书派，而诉诸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普鲁塔克时，他丢弃了他那些近代的先行者们仍然保留了的古典思想中的重要因素。在霍布斯看来，理性以其权威使激情得到解放；激情获得了像是得到了解放的妇女的地位；理性继续统治着，如果说只是通过遥控来统治的话。在卢梭看来，激情本身就是主动的，它进行了反叛；激情夺占了理性的位置，愤怒地声讨它那放浪不羁的过去，开始以伽图式的德性的那种严峻的语调来对理性的堕落作出判决。卢梭所喷发出来的熊熊燃烧着的岩浆覆盖了西方世界，在其冷却和被推倒之后，被用于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建立的华章巨构。他的信徒们的确澄清了他的观点，然而人们会怀疑，他们是否还保持了他那视野的宽阔气度。他以古典的古代、同时又是以一种更加先进的现代性的名义，对现代性所作的激情洋溢而强劲有力的攻击，被尼采以毫不逊色的激情和力量再来了一次，尼采由此就预言了现代性的第二次危机——我们时代的危机。 卢梭以两种古典观念的名义来攻击现代性：一方面是城邦与德性，另一方面是自然。“古代政客们无休无止地谈论的是风尚和德性；今天的政客们除了贸易和钱，什么都不谈”。贸易、金钱、启蒙、解放贪欲、奢侈、信仰立法万能，乃是近代国家的特征所在，无论它是绝对君主制的国家还是代议制共和国。风尚和德性在城邦中如鱼得水。日内瓦确实是个城邦，但是它不如古典古代的那些城邦、尤其是罗马更像个城邦：正是在他对日内瓦的颂扬中，卢梭不是把日内瓦人，而是把罗马人称颂为一切自由民族的典范，一切自由民族中最令人敬重的民族。罗马人之所以是一切民族中最令人敬重的，是因为他们是有史以来最有德性、最强有力和最自由的民族。日内瓦人之所以不是罗马人、或者斯巴达人、或者甚至于雅典人，乃是由于他们缺乏古人的为公精神或爱国主义。他们更其关心的不是他们的祖国，而是他们私人的或家庭的事务。他们缺乏古人心灵的那种伟大气质。他们更其是市民而非公民。城邦那种神圣的统一性，在古典时期之后被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二元论、最终是被尘世中的祖国和天堂中的祖国的二元论破坏了。 近代国家将自己呈现为一个经由习俗而存在的人造物，弥补了自然状态的种种欠缺。因此对于近代国家的批评者来说，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自然状态是否就不如公民社会可取。卢梭提出要从人为的、习俗性的世界返于自然状态、返于自然。终其一生，他从来没有满足于仅仅是从近代国家而诉诸于古典城邦。他几乎是以同样的语气要从古典城邦自身，而诉诸于“自然人”——处于政治状态之前的野蛮人。 在返于城邦与返于自然状态之间有着明显的紧张关系。此种紧张乃是卢梭思想的实质之所在。他向他的读者们展示了令人模糊难解的景象：人们在恰相反对的两个位置上持续不断地前后摆动。有时他诚挚地为个人或心灵摆脱一切限制或权威的权利而辩护；有时他又同样诚挚地要求个人完全顺从于社会或国家，站在了严苛的道德或社会戒律的一边。今天，绝大部分严肃的卢梭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他最终成功地克服了那在他们看来是暂时的摇摆不定。他们认为，成熟期的卢梭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在他看来同样地既满足了个人的、又满足了社会的合法要求，解决之道在于某种类型的社会。此种解释碰到了关键性的反对意见。卢梭至死都认为，即使是正当的社会也是一种形式的束缚。因此，他顶多把他对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看作不过是一个能够容忍的近似的解决方法——一种人们完全可以提出疑问的近似的解决之道。因此，告别社会、权威、限制和责任，或者说返于自然，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合理的可能性。于是，问题就不是他如何解决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而是他是如何看待那种无法解决的冲突的。 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为我们更准确地阐述这一问题提供了锁钥。在他那篇最早期的重要著述中，卢梭以德性的名义来攻击科学与艺术：科学与艺术是同德性不相容的，而德性乃是唯一要紧之物。德性显然需要得到信仰或有神论（尽管不一定是一神论）的支持。然而他所强调的还是德性自身。卢梭通过提到公民哲学家苏格拉底、法布里索斯、以及尤其是伽图（伽图乃是“最伟大的人”）的样板，对于德性的内涵作了对其目的而言足够清楚的暗示。德性主要地乃是政治品德，爱国者的品德，或者是一整个民族的品德。德性要以自由的社会为前提，而自由的社会又以德性为前提：德性与自由的社会彼此相属。卢梭在两个地方偏离了他古典的楷模们。他追随孟德斯鸠，